吴秀恒，1926年生，四川江津人。1948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组。原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副院长。我国第一位船舶工学博士，我国船舶操纵性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船池会议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全国船舶力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船海工程》学术期刊主编。在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中，曾主讲“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船舶推进”、“船舶操纵与控制”等课程。先后编著了《船舶摇摆与操纵性》、《船舶动力学》和《船舶操纵性与耐波性》等专业教材，培养硕士12人、博士10人、博士后6人。1991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家人事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84年，他及课题组承接的“内河船队操纵性试验研究”科研项目获国家经委技术开发优秀项目奖。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风帆和风帆船流体动力性能研究”，1988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采访中，吴秀恒回顾了他大学期间勤工俭学以及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故事，介绍了在重庆以及复员途中的艰辛经历，回忆了母校师长，讲述了赴苏深造，并对母校提出了期望。
口述：吴秀恒
采访：姜玉平、漆姚敏、刘岸冰等
时间：2012年7月4日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吴秀恒寓所
记录：沈庭燕、孙琦
编者：章玲苓
勤工俭学
我考交大的时候是1944年，主要是我就读的重庆志成中学高年级同学介绍的，那个时候各个学校自己招生，我交大、中央大学等学校都考上了，后来选择进了交大。
交大当时是登报招考的，我住在江津乡下，离重庆还很远，有一百八十里路，考完了我就回家了。当时一万多人考，只录取了500人。之所以考造船系，我主要是感到新鲜，因为四川的船很少，我想尝试一点新鲜的事情。
我家在农村，家庭条件比较困难。因为成绩好，中学就没有交钱，它规定头三名是免费的。交大那个时候是国立学校，学杂费、吃饭是免费的，但是零用钱自己出，好在学校在重庆的郊区，那个地方与外面接触很少，所以花不了很多钱，否则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条件是上不起的。
1945年，一年级上完后，抗战胜利了，学校要回到上海去，起初我不想去，因为担心家里这样的条件到上海去不行。当时我们班里面有一些上海、江苏的同学就劝我去，说反正学杂费还是免的，吃饭也是不要钱的，就是零用钱花的多，但那儿可以做家庭教师，相当于勤工俭学。后来我在上海两三年就是靠做家庭教师维持学业的。我们个人只要在《申报》上登我是交通大学的学生，我愿意做家教，聘请家庭教师的人还是蛮多的，差不多都是找交大的，因为交大学生数理化好一些。我辅导了好多学生，有的是初中生，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考大学的。我每个礼拜二、礼拜五晚上骑着脚踏车去学生家里，我的脚踏车还是借同学的，因为搭公共汽车是花钱的，坐不起。解放前都是有轨电车，底下是有轨道的马路，你要过这种有轨道的马路，脚踏车骑不好的话轮子就要到轨道上去，所以当时上海骑脚踏车很难的，需要很好的技术。
勤工俭学给的报酬是法币，具体是多少我也忘记了，那时候经常涨价。我哥哥在老家当学徒，一个月供给我的钱在贵州、四川是蛮多的，到上海买几把牙刷都买不到。那时候物价飞涨，今天发薪水，第二天就去买银元、买金条，买来保值。我后来大学毕业做了一年助教拿的工资，就去换了十几个银元。
由于我每个礼拜两个晚上做家教，别的时间就在学校里面拼命读书，连周六、周日也在读书。我们用的大部分是外文书，自己买不起，也没有地方去找这些书，所以都是去学校图书馆找书看。1947年5月，我们和上海市长吴国桢谈判时也是在这个图书馆，我们就在下面呼喊口号。图书馆那个地方是很有意义的，一定要保存。
师恩难忘
我考进交大的时候，交大有这样几句话：门槛高、要求严、基础厚。我们重基础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考进交大一个多月后全校考试，考数学、物理等课程，题目比较难。有的学生以为都很好了，结果都不及格，而且这个考试是全校在一起考。教务处的人很厉害，就跟高考一样，各个系的人都不坐在一起，前后左右都是打乱的，考完之后都傻眼了，当时考进来的成绩都是比较好的，现在都是三、四十分，六十分的很少，已经算高的了。它就是给你个下马威，打击一下你，你以为你不错了，实际上不行的。
另外交大有一个特点，我后来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都用上了，就是舞弊开除。从重庆开始就是这样的，一直到上海。我们考试谁作弊被发现，就要卷铺盖走人，每年总归有几个这样卷铺盖走人的，那是比较严格的。后来我在我们学校管教学的时候，凡是舞弊，至少留校察看。当时李熙谋是教务长，教务长的权力很大，教授会什么的都是他管。
老师爱护学生这一点交大也是比较讲究的。当时一个造船系八、九个老师。一个顶一个，辛一心，杨仁杰、王公衡等都很不错的。杨槱教的是造船，当时才二十几岁，刚留英回来。叶在馥是系主任，他同时兼着同济造船系系主任、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的职务，所以主要工作是辛一心负责。辛一心先生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是留英的，后来到美国，回来之后到我们学校教书，他一边在校教书一边在外兼职，那个时候生活比较困难，光靠学校的工资不见得能够满足生活需要。他当时还在招商局工作，8点就要上班，所以把我们的课安排在7点到8点，每天都有他的课，解放以前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冬天被子里面都很暖和，不到天亮就要起床听他的课，但是他的课教得好，所以我们同学没有落课的，7点到8点准时去。当时招商局给他一部接送车，8点准时在学校门口接他，他每天都是这样上班，很辛苦的。辛一心很厉害，他没有行政职位，但很有威信，老师都听他的。他教了船舶原理、船舶强度、船舶振动等4、5门课，上课是用英文的，黑板上的笔记也都是英文的，我现在还有这些课程的笔记本。解放之前船舶专业用的都是英文教材，没有中文教材，因为没有人写中文教材，解放后辛一心第一个写了中文教材。
辛一心课教得好，跟学生关系也好。像我们造船系，解放前的大学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辛一心就利用他在招商局的条件，给我们加了蒸汽机、燃气轮机、内燃机，还有几门机械的课程以备将来工作之用。另外他跟招商局的总轮机长张令法是同事，总轮机长是管上船的。所以解放初期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船上工作。解放以前学校里面的条件差，经费少，所以研究工作就做得比较少，都是自己写论文，做实验的机会少。辛一心还是搞了一点实验设备，但还没有船只、机械等设备。机械系还可以，搞个小工厂，我们造船系就是靠到船厂实习。辛一心也奔波筹建学校船池，抗日战争胜利后曾说日本要赔偿我们船池，我们申报了。但是后来并无结果。
最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2研究所给我来了个信，说是今年辛一心先生一百周年，让我题词，我还提了一首词呢。
水龙吟·师恩难忘
——纪念辛一心先生100诞辰
纵览船界经年，先生堪为经纶手。
精忠报国，奠基船学，砥柱中流。
振兴船业，知行合一，技术领袖。
把才思美意，韶华忠心，铸经典，规范就。
尽心船舶教学，携后生，倾囊传授。
惜腾飞时，英年早逝，国惜栋材。
追忆先师，琴心幽意，师德醇厚。
愿后生奋发，继往开来，力争上游。
艰辛岁月
辛一心当时也在民生公司干过事，所以我们当时从重庆复员到上海，还靠辛一心在民生公司搞的一条旧船。交大造船系是最早到徐家汇来的，其他人都是经过秦岭西安坐火车来的。
我们的小船，载有二三百人，后面还有个泊船装我们的行李。走这条路很困难、时间长，因为那个时候交通破坏的很厉害。实际上走了一个月，它沿江，日本人炸沉了很多船，不好走。我看那个六七十岁的领航工是很紧张的。我们到了个地方，滩很浅，人全部下来，空船走，走了几里路再上船。到了三峡附近还翻了船，铺盖都搞湿了，只能歇着，晒了几天的被子。到了宜昌，螺旋桨掉了一个，耽搁了很多天。到了武汉，又呆了几天。南京下船，坐的是火车（货车）回上海。陆路来的那就更差，很艰苦。1946年初回到上海后，我们住在上院，当时中院还空荡荡的，到四年级时我们住进了执信西斋。
我们那一批人艰苦奋斗还是比较厉害。在重庆的时候吃的米里面都是沙子、小石子，所以我们同学自己监厨，就是监察厨房，米里面有沙子的话，就淘掉。住的是泥巴墙的大仓库，七八十个人一间，上下铺，蚊子苍蝇都非常多，是怎么过过来的现在都想象不出来，条件很差。晚自习有的就在房间里面，没法到教室去，教室离宿舍还有一段距离的，另外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因为有一段时期是没有电灯的，所以只能用煤油灯，或者蜡烛。人早上起来洗脸，鼻孔里都是黑的。洗澡是一两个礼拜，集体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解决。当时老师大部分都是兼职，他们上完课都到重庆去办事儿了。就像辛一心先生，他在那儿没住的，上完课就去重庆。
当时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这帮人学习很刻苦，同学的友谊也比较好，毕业以后我们都有联系，我们前两年都还有聚会，可惜一个班七十多个同学，健在的不多了，大概只剩二三十个。
参加“创社”
我是1947年经人介绍参加了交大创社，“创社”当时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主要的活动是给学生补习功课、搞游行、宣传、发传单、跟各个学校联系等，社长是贺彭年。
创社的活动是公开的，而党组织是秘密的，哪些是地下党员我们都不晓得。交大解放以前的进步活动是很出名的，是民主堡垒，当时上海搞学生运动主要是交大、复旦、同济这三个学校，以交大为主。因为交大学生都学理工的，正义感比较强，一般对国民党的腐败都比较反感。那时候我们吃饭的粮食都很少，我们就拿个竹竿子，上面串几根油条，去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虽然我们是公费，但是钱都很少，所以我们都要靠自己养活自己、挣外快，要不然不能生存下去。我们班上大部分都是进步的学生，都参加学生活动，最多也就是不怎么积极的，随大流。有一次，晚上国民党来抓人了，结果一打铃全校同学都站在操场上，就是中院那个操场上，都来集合，他们就不敢随便动了。
当时地下党组织就是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我记得1947年5月份护校运动特别激烈的时候，我们到北火车站去游行，准备坐火车到南京请愿。我也参加了这件事，当时上海市长吴国祯还有国民党的教育部长朱家骅都来劝阻。当时交大的校长是吴保丰，他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是他比较正义。
那时交大学生会正副主席分别是周盼吾和周寿昌，两个人都是地下党。周盼吾是重庆交大过来的，他是我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中学就是地下党，但是那时候不知道。周寿昌是交大沪校来的。那时候地下党的成绩都很棒的，不然你没有学生基础、群众基础。我记得周盼吾要被国民党抓被迫离开上海时，我们还在胡国定家里吃面送别他。
解放前的上海是有钱人的天下，贫富差距太大，一面是灯红酒绿，花花绿绿的欢乐世界，一面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冬天外面死的人很多。
我记得那时外滩那有个8路电车的车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在等车，车还没有来，他就说“8路赶快来”，国民党说你这是盼望八路军来，结果就被抓去了。
解放初期的时候我是共青团员，那时候的我单纯，就是一心一意为国家，为共产党，没有把自己生命什么的考虑进去。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报名了，我是我们单位第一个报的名，当翻译也可以，去学习打仗也可以，随便干什么，反正就是要去，你派我到台湾去做地下工作也可以。
赴苏深造
1948年交大毕业后我就留校一边当助教，一边当系务员，系务员就是系秘书的意思。当时我还帮辛一心领工资，因为他经常不在学校，工资没法发给他，所以我先帮他拿着，碰到后再转交给他，有时候要添点设备我就跟他到外面跑一跑。
1949年经组织安排，我离开交大，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一部学习。当时上海缺乏干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一部大多是大学毕业生，学的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还有学城市政策的。后来我分配到了上海军管会航运处船舶建造处，处长就是辛一心。
当时船舶建造处负责造三万三千吨机帆船，来代替国民党留在上海黄浦江的所有运输船，因为要把原来国民党留在上海的机动船全部调去为解放台湾做后勤支援。当时这个计划我们都知道的，结果抗美援朝开始了，我们解放台湾的任务就推迟了。
1950年，船舶建造处解散了。我就到上海港务局，负责船舶检验工作。1952年我被抽调到大连的东北航海学院当教师，我那时刚入党不久，我是那年6月入党的。
1953年我又被抽调到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俄文，本来一年后就要去苏联的，后来专业变化调整，所以我又来到交大进修了一年（1954—1955年）。在交大期间，相对较空，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想多学点东西，打打基础。我原来是搞船舶性能方面的，这段时间，我听还一些新一点的课，还补习了数学、力学的课，陈铁云上的船舶结构力学的课我也去听了。那时候王公衡、杨仁杰老师也在，但他们的课我都没有听。那个时候在大棚子后面的地方，就是从后门出去有一个临时的校舍，基础课是在那儿上的。
1955年8月到苏联后，我进了列宁格勒水运工程学院，花了近四年时间，1959年4月毕业。我拿到的是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80年代末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留苏研究生凡获得副博士学位者一律定为博士。所以我是中国的第一个造船工程博士。
我在苏联这几年也是十分刻苦努力的，我是公费去的，家里没有给一分钱。我尽量把钱存起来到旧书店买旧书，有的旧书店的书是很值得买的，没有第二本，我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旧书和文献带了不少。此外，我还节省着存了一点钱，回国的路费是自己出的，没有去向大使馆要。我们去的那个时候苏联还是比较繁荣的，但我没有买过高级消费品。
苏联的数学基础、理论基础比较好，比较扎实，它自己有一套系统，所以苏联国防工业这一块发展比较快，技术方面在国际上也是属于先进水平的，因为它重视基础研究。我们国家在这一点上要是不注意的话将来是要吃亏的，现在有点急功近利，学校和学生就是想怎样才能马上见效、钱拿得多，所以基础理论就没有人去研究了。现在的技术没有打基础怎么能行呢！当时钱学森一回来就办了力学所，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我们国家力学上不去。所以基础要打好，人要安安心心地去钻研，搞学问。但是现在的气氛没有，都是看你拿科研项目的经费，当然这个也需要，并不是这个不重要，但是你要重视基础研究，光是论文发多少篇不行，要有份量的论文，有学术水平的论文，不要光看它的数量，要看它的价值，有高质量的论文一两篇，其所起的作用就很大。
现在很多横向项目钱拿得很多，但是都是应付的。现在的论文答辩更不行了，以前我们带博士生都是一两个，因为你的精力有限，带太多的话都放鸭子了。现在有的带一个班，一大批人，这个是肯定不行，所以说现在的水平越来越低。答辩委员会委员我们以前都是7个人，外面至少要占4个，还要是全国知名人士，不能在本单位、本地区找几个人来就行了。现在本单位的人都可以了，我觉得应该避点嫌，让别人来评。
我的副博士论文题目是“喷水推进船舶操纵运动的理论与实验研究”，是向苏联全国发材料征求意见和评审的，有详细的摘要，全国有关的科研教学部门都要发出去征求意见，至少要在答辩前两个月就要发出去，然后再请专家评审，这样子要全国各地的意见收集之后再来看看你的水平怎么样。我们那个时候延长答辩的有的是，现在不行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学术水平这方面受到限制，另外好多都靠关系，评审、评讲什么的都是形式，很多人都不认真了。
1959年回国后，我服从分配，仍回到大连海运学院任教，参与筹建造船系，1963年造船系成立后，正准备建船池时，交通部院系调整，造船专业集中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我就率教师来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担任造船系主任，后来担任学院副院长。经交通部特批，我一直做到2001年，75岁时才正式离休，享受厅级待遇。我们学校后来更名为武汉交通科技大学，2000后与其他两校合并改名为武汉理工大学。
我从事教育事业近60年，可以说在学术论著、工程实践和人才培养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这里我只举一个实例说明一下：在70年代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设计中，其船闸走向和尺度使通航条件变得非常复杂。为了保证船舶安全通航，必须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具有的1/100的葛洲坝水工模型上进行船模操纵性试验研究，而这样的小尺度船模操纵性试验在国际文献上还未曾有过。我主持了交通部下达的“长江航运小比尺船模操纵性试验研究”这一重大科研课题，通过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探讨了有关相似理论及其应用方法，获得了解决尺度效应与补偿方法这一关键性技术问题，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安全通航问题作出了科学论证。该项目1979年经专家鉴定，获交通部重大科技成果奖。这一研究成果至今仍为长江水利委员会、西南水工研究所、天津水运工程研究所等单位在三峡大坝工程试验研究中所遵循和应用。
寄语母校
在交大的几年，我的基础打好了，特别是数学基础主要在交大打的。同时刻苦、勤奋的品质也是在交大铸就的。解放以前我们搞学生运动以及解放初期我在交大做助教，这些经历都给了我很大锻炼。
现在学校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我感觉最好是要办出特色来。我到哈佛看过，还有麻省理工，我们在交大读书的时候，我们交大就是按照麻省理工办的，中国的MIT嘛！我们交大的毕业以后可以马上去麻省理工，不用考试那边就收了。我到那儿去看了，人家的校园也不是很大的，还是几千人，一百多年了，办得很好。
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色，学风不是那么容易就建立起来的，我觉得交大还是要把我们的优秀传统传承下去，学风要正，质量要保证，严进严出，不能马马虎虎的进来，马马虎虎的出去，这样是不行的。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一定要搞，这几个实习环节对我们了解专业的特色、以后的实践工作，是很有好处的，这个我是很强调的。基础一定要打好，要厚基础，钱学森、丁肇中也说过基础要打好，实践这个环节不能偏废，工程机械的实习不能少。当年我们在交大，楼下就是实习车间，所以要求还是要严，学风要抓紧，不能够舞弊。
我觉得学生思想的培养还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现在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抓的，现在入党肯定不是像我们以前那样为共产主义，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考虑个人得失的。中国的传统教育还是要抓，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国外有的做得比我们要好。中国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怎么样？入党标准怎么样？有的就靠会耍嘴皮子、靠关系，这样是不行的。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不能一切向钱看。我们那个时候，的确一切为了事业，为了党和国家的需要。为了工作和学习，我是1960年10月34岁时才结的婚。我的妻子是留苏大学毕业生，她是天津人，高中毕业后于1954年被选拔赴莫斯科工程经济学院学习，与我同年回国，她学的是城市规划专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国家建委城市规划总局工作。我们结婚后由于长期两地分居，经过多年才调到一起生活。她担任过多年的武汉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职务，现已退休。我们育有一女、一儿，有外孙一人，孙子、孙女各一人，全家共九口人，生活十分愉快幸福。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