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业震，1936年出生，江苏苏州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58年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1980年在日本大阪造船所研修造船生产技术与管理。曾任天津新港船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天津船舶工业公司总经理，并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四、五届常务理事，曾任天津造船工程学会两届理事长。曾获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劳动模范称号及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采访中，王业震回顾了自己在交大的求学经历，并讲述了自己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工厂改革的经历。
口述：王业震
采访：欧七斤、孙琦、贾非、盖晓娜
时间：2012年6月26日
地点：天津王业震学长寓所
记录：贾非
编者：孙琦
报考交大
我是苏州人，初中考的是苏州中学，学校很难考，大概三十几个人取一个。这是个省立中学，学费便宜，一年学费大概半石米，而私立学校一年学费要四石米。那时通货膨胀，学费一般都是按米交或者直接交银元。当时金银券根本就不值钱了，老师们一领到工资立马就去兑换成银元，否则立马贬值了。初中每个年级三个班，一个班五十个人，但都是男生，没有女生。当时苏州中学在江苏省比较有名，宜兴、溧阳、常州的学生都要去考。1950年我直升高中，那时苏州已经解放了，学校的名字改成了苏州高级中学，初中部被撤销，归到市一中去了。到高中以后我们一共五个班，甲乙丙丁戊，这时有女班了，是专门一个班，叫戊班。我所在的直升班是丁班。我们高中毕业大概三百多人，考上交大的大概三十多个，当时我们这个学校很厉害，考上复旦的大概三十多个，清华三十多个，北大三十多个，差一点的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
1953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还不到十八周岁，那时交大在南方的名气要比清华响，由于交通不发达，南方的不愿意到北方去。我考试的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正式结束，父母给我规定，要过长江就只能念两个专业，一个是师范一个是医生。什么道理呢，就是这两个专业不管怎么改朝换代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要是不过江我爱念什么专业就念什么专业。当时过江很难的，要坐火车渡船过江。后来一想读交大也挺好的，就考了交大。那时考生很少，录取结果会在解放日报登出，这样比较公正公开，当然另外也会发通知书。1998年毕业四十周年，回母校的时候学校做了个纪念册，把那个报纸的复印件给大家每人一份。
那时不像现在专业分得这么细，招生就是按大类分的，像普通机械，动力机械等。我自己那时也不太懂，家里也没人念大学，就听他们介绍普通机械都是什么造机床的，是国家需要发展的，我就填了一个普通机械，进交大以后普通机械再细分专业。交大造船系老师很多，有名的也多，有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老师还带我们去参观当时上海船厂修的一条苏联的六万吨的冷藏船，回来以后就填志愿，很多人因此填了造船。
当时完全是按照分数来分志愿的，汽车专业是最好的，造船排在第二，下面是机械制造、机车车辆、金属切削加工、金属压力加工和金相热处理。金相热处理录取的大部分都是女生，我们造船系女生很少。当时造船两个班，只有三个女同学。我考大学的时候，全国招生名额大概是二十万，但是高中毕业的学生还不到二十万，国家为了建设需要又招了许多调干生，但仍然不是所有高中毕业生都能上大学，成绩太差的还是没有录取。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后来都安排到大学里当了实验室的教学辅助人员。我们刚进校的时候对出身还没有太考虑。我们进校的时候造船专业是四年，但后来学不完，就延长了半年，在我们下一届就是五年了，清华大学是六年。
求学经历
到交大以后，一年级我们在徐镇路分部整训，要求很严，开学两三个月就开除了三十多个同学。有一个同学被开除，我们都感到很意外，他是一个上海同学，总到女生宿舍找女同学，其实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当时国家很严格，开除以后就属于社会管制。我们那届进校的一千二百多新生开除了三十多个，等于是给大家一个下马威，后来大家都规规矩矩的。
二年级以后到了本部，本部还挺活跃的，有各种社团，像拳击、击剑、小提琴，好多同学要去参加的。我当时参加了拳击队，就是为锻炼身体，那些教练是外面请来的，一个月大概六十块钱，这在当时已经相当高了。那时活动挺多的，我们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跑步，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也都做体育运动。那时我们有劳动卫国制，就是体育各个项目你都要及格，及格就可以拿个奖章，我当时拿了个奖章。
当时我们完全按照苏联模式，考试全部是口试，由五六个别的班的授课老师面试，实行5分制。大家有半个小时准备时间，准备完了就去口试。如果对你印象不好，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要问你，万一你有一个答不出来马上就变4分了，5分制很严格的，问什么问题的都有。我记得大概在1956年实行，当时如果所学科目一学年全部5分就给一个金字奖牌，有一个4分就给银字奖牌。当年，本来我全部十门（每学期考5门科目）科目都是5分，可以得到金字奖章，但因为我上政治讨论课不主动发言，本来政治口试给的5分，让任课老师给改成了4分，最后只给了我一支笔，不是金字奖牌也不是银字奖牌，因为当时政治一定要5分，是4分的话，银字奖牌也不给。
我在学校功课挺不错的，四年半时间内所有的功课只有两门是三分，一门是工厂实习，三个人一个小组，我们去做伞形齿轮，它有分度盘，一个同学因疏忽把分度盘多打了一格，缺掉一个齿，不能用了，所以就得了三分。还有一门是数学。我们造船系数学念三个学期，别的专业就念两个学期，最后一个学期任课老师是朱公谨教授，这个老师资格很老，据说跟苏步青齐名，出的题目有的很偏，完全跟教学内容不沾边。考试时弄了很多题目，我是第二天考试头一个去抽签，一个签三个同学共用，不是半个小时准备吗，就是十五分钟以后进第二个同学，再到我要出来的时候第三个同学进去。这次考试有点意思，两道题没什么问题，另外一道题就是从来没见过，但我还是答了一点东西，最后就给了个三分。那两个同学功课也挺好的，结果全不及格，2分，他们都说我是个霉手。
1956年交大西迁，但造船学院还是留在这里，我们拿的文凭是上海造船学院的。我们三年级的时候上海市又成立了一个南洋工学院，但招生的时候都是以造船学院的名义招生。录取的同学后来知道是进南洋工学院就不干了，在食堂把桌子摞起来，摞得老高老高，人站上去都快到屋顶了，在那发表演说，坚决不去南洋工学院，要进造船学院。为什么造船学院吃香呢？因为与船有关的单位肯定在沿海沿江一带，那时统配，可避免到西部去。后来南洋工学院又变成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学院又回去了。1959年，学校通知我们可以换文凭，后来我想这个上海造船学院文凭是唯一的了，无所谓了，进去的时候是按交大进去的嘛。
我在学校的四年半基本上都是花国家的钱。那时进校后不管家里有钱没钱，都是国家负责供给，每个月生活费十块五毛。那时伙食非常好，一桌八个人，四菜一汤。有一段时间我们吃猪油清蒸鲥鱼都吃腻了，现在这鱼都贵得不得了。到1956年，国家考虑到学生的健康，把伙食费提到十二块五，伙食更加不错了。我举个例子，我们一到国庆、元旦这种重大的节日，就四个人分一只酱鸡，另外还有一块红烧牛肉，一个罗宋面包。因为上海的学生都回去了，但伙食费不能退。我那个时候除了享受甲等助学金以外还有三块钱零用，所以这四年半没有跟家里要过钱，完全是国家培养。
学校当时伙食很好，有的同学就有点过分，我们每周都要吃一次肉包子，有人把里面的肉吃完了，包子皮扔到食堂的屋顶上去，当时叫“包子事件”，在校刊上登出来。总体来讲，我在学校过的还是挺不错的，那时学习风气很好，我们从来没有说晚自习不上的，顶多是周六去看个电影，星期日晚自习照上不误的。那时上海有个规定，就是郊区学校五分钱可以看新片。交大那时不算郊区，但上海市对交大挺照顾，将它算做郊区。那时洗澡是五分钱，游泳也是五分钱。
那时我们七个人住一个房间，有一张空床是放东西的，还有四张桌子。那时还有苏联专家过来当顾问，他们多半是刚毕业的研究生，有翻译人员陪伴的。他们都住在衡山宾馆，工资也高，待到后来都不想走。苏联轻工业不行，后来他们走的时候皮箱里装的都是羊毛衫、全毛大衣什么的。
我们那个时候老师都挺好，像教我们结构力学的陈铁云老师，美国留学回来的。辛一心老师教我们流体力学，我们是他教的最后一届学生，他也实在是让人佩服。我们那时候教室内有六块可移动的玻璃黑板，他来上课，四节课上完后六块黑板写满了，而且写的非常整齐规矩。我们学生上课可以不记笔记，下课再补就可以，后来流体力学考试我还得了个五分。还有何友声老师，那时还是个助教，他早上很早起来跟学生一起锻炼，下午也是跟学生一起做体育活动。他不去教师食堂用餐，在学生食堂用餐，可能是因为当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教师食堂会贵一点。
那时我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出身也不是很好，我也背了一点包袱。当时我功课很好，临毕业时学校里有的老师还动员我留校，但我知道按我家里的情况，我留校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功课好，我自认为去产品设计二室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当时第一志愿填的产品设计二室，就是现在的708所。第二志愿我填的广州船厂，第三志愿填了新港船厂，因为这两个船厂要的人都是搞设计的。结果把我分配到新港船厂，也算满足我的志愿，我无话可说，没办法，但那时我又不好跟我父母讲，怕给他们的压力太大。
参加工作
刚到交通部所属新港船厂，我很失望，厂子很小，厂里一千二百职工，只有一台坞边吊车和3000吨的小船坞。船坞是日本人建的，小吊车是日本人战后赔款赔过来的一个老式的塔吊。根据吊距不同，分别起吊能力是3吨、6吨、9吨。这里环境还可以，也有老交大毕业的，比如1946届、1949届的，我们新来的，老学长很照顾。时间长了，也觉得有能发挥自己长处的工作条件。当时我也不太懂，来的时候就把户口都交掉了，但有心眼的同学就把上海户口装在口袋里，后来到了困难时期他们拿着户口就回上海了。
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只给一斤面粉（合五个馒头），有的人领到一斤的五个馒头一下子就吃掉了。那时我们这里比南方困难多了，常吃海草做的饽饽。当时厂里的领导，脑子比较灵活，就利用造船的便利条件，造了两条小渔船，一百二十马力，出海打鱼。那时出一次海，打到的带鱼都很宽，我们每人能分三十几斤，不像现在鱼都给打光了。我们大多还单身，但是我已经开始交女朋友了，马上就把鱼送到天津女朋友家去，其他人就把带鱼腌起来，就这么把困难时期渡过来的。
后来好了一点，之后就开始搞“四清”，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我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倒是“四清”给我挂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对象的帽子。我家庭出身不是太好，所以平时也不太爱说话，比较谨慎，而且工作上我也比较仔细，因为基础打得比较好，工作之中也没出什么问题。那时画图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就在那画个眼睛，就是提醒他们注意，后来工人顶多是说我不相信工人，画个眼睛叫工人注意。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厂里工人提出要用上海汽轮机厂造的船用汽轮机和哈尔滨锅炉厂造的船用锅炉，造一艘万吨轮。这两件产品都是专家说不合格，判处“死刑”的。当时老一点的同学都被打倒了，就把我还有另外一个大连工学院毕业的调到厂造船领导小组，我负责设计，那个人负责施工。就我们两个技术人员，其他都是工人。图刚画完，工人就拿去施工，这个船质量监管也没有，造出来质量不太行。为这个事情，我给厂里领导和交通部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把情况汇报了一下，后来有厂领导叫我把这封信收回，我没同意。不过因为我把这个实际情况汇报了，后来再介绍这个叫天津号的万吨船就不叫我出面，而是另外找了一个技术员在那瞎吹，我倒落得清闲。
1978年5月我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在这以前我就是个老百姓什么也没当过。我很奇怪，就去找技术科书记和副书记，书记是个转业军人，副书记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叫刘湧祥。我找到他们提出几点，第一我岁数不小了，1978年我都四十二三岁了，第二我身体不太好，当时有点胃下垂，其三我不是党员，当时有一些提拔起来的领导都要求是党员。当时我不想干，刘湧祥就跟我说，小王你跑不了，这次可不是一般的任命，是交通部政治部下来考察决定的。考察先看档案，发现你功课很好，再通过征求厂里工人及领导的意见。他说我是预定的总工程师后备人选，还有一个大连工学院学柴油机的研究生是副总工程师后备人选，当时他被任命的是主任工程师。厂里当时的总工程师，也是交大1946年毕业的，叫林镜清。他就跟我讲，小王你来吧，你也不用担心，到总师室后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我一想我要是老在设计科待着，后面的人也起不来，我就到总师室去了。
到那边去了以后，发现“文革”期间厂里造的船质量非常不好，大庆253、254这两条船是为广州海运局造的，后来返修，查出来各种质量问题有好几百项。后来我就成立了三个组，每个组分别是设计科（或工艺科）、检查科、车间工艺人员组成。返修后首先就是自己检查，自己认为合格的就送船东签字，然后再送验船师签字，我不看别的，就要书面的材料拿过来。有一次有一个交通部副部长带着水工局局长来厂里开会，广州海运局有一个主管工程师就讲新港厂越来越奇怪了，新提了一个副总工程师姓王，什么东西不合格他都说合格，结果当时水工局局长就火了，问王业震来了吗？他说刚才那个谁说的你都听清楚了没，我说听清了，但那都是一面之词。我说您看看这些书面材料，他都签了字了，验船师也签了字了，怎么可能是我胡作非为呢？
到1979年6月，厂里突然贴了张布告，交通部批准我当新港厂副厂长，我当时很诧异，就去找厂党委老书记，说你要叫我当的话，应先找我谈谈话，他说找你谈话你肯定不会当的。他说那个副部长说的，说你们老是说没人，我看这个小王头脑挺清楚，逻辑也挺强，他怎么不能当呢，我就这么被提上去了。刚当生产副厂长真难啊，什么问题呢，工人们都有自己的派系，说难听的话就是封建传统很厉害。师傅要是当工长，他的徒弟肯定是组长；师傅要是当车间主任，他的徒弟肯定是工长；师傅要是当生产副厂长，他的徒弟肯定是车间主任。你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弄个知识分子上去，他们怎么能听你的呢？
工厂改革
1980年，让我带队去日本大阪造船所进修，学习一年，当研修生。那时出国很严，规定出国带队一定要党员，不能一个人上街，至少两个人同行，最好三个人。因此，我在当年1980年2月1号入的党，2个月后的4月1号出国。那时出国的人还很少，我们每个人做了两套西装，一套中山装，因为我们认为中山装是礼服，适合正式场合穿，还做了一件大衣。不过到了那边，人家讲你们千万不要穿中山装，因为日本右翼对中国不是特别友好，你们穿中山装出了事情我们没法交代。
那时我其实不想去，因为我觉得到国外学习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的事情，而我已经四十四岁了。太在乎面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习回来以后你要推进改革太困难了。不过后来不想去也不行就去了。到了日本学了九个月，快到圣诞节了，我想别再给人家添麻烦了，学的也差不多了，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问厂党委老书记，说你怎么不派个搞生产的人去，他说我们研究过了，你原来对生产不熟悉，所以能接受日本的东西，要是对原来传统的生产模式熟悉，按传统理念来，到那边去恐怕接受不了。
1972年我们国家跟日本友好往来以后，电台有教日语的广播，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自学一点日语。加上去日本前我们脱产学了两个月日语，所以去日本基本上能应付。快离开日本的时候，大阪造船所的社长南景树先生问我说王先生，你回去，多长时间能见效。我当时也没有思想准备，说快则三年，慢则五年，多少能改变点情况。
回来之后，老书记老厂长就问我要推行日本的模式有什么条件，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快退休了。我说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工人必须实行计件工资，做到工时可控；第二个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推行改革的话，肯定很多人有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第三个我尽量不撤中层领导的职，但是实在推不动时，我要动一两个，杀鸡给猴看。老书记和老厂长一听，说这个不算过分，他们俩就积极到交通部去谈，得到部同意实行计件工资，当时我们这个厂还属于交通部。
之后就开始推行改革，我首先让大家把工艺流程弄顺，原来我们加工钢板，不管直板弯板型材料都在一个地方，后来就给它们分开，按生产线加工，从钢材下来去除锈，下料，数控切割到零部件组装，分段组装，船台合拢，流程弄顺了，减少往返的运输。第二个就是工人的组织，原来都是按照专业分工段，现在是按照工位来组织人员，这个阻力很大，当时有人在厕所贴“王业震是日本走狗”。这以后工作就严格执行了，安排生产计划按工人一天工作五个半小时计算，八个小时是不可能的。我把造船的工时安排好，不够，允许进一些外包工，但是这样还完不成任务就是车间的事情，这样一来以数据说话，大家都开始认真了。
1982年底，我被船舶总公司任命为厂长兼总工程师，我就开始理顺管理系统。那时厂长、副厂长都可以召集各个科长开会，当副厂长时我就发现一些同志开会的时候把笔记本和笔放在那，但从来不见他的影子。为什么呢，就是同时也有其他副厂长召集开会，这就乱套了。后来我采取措施，就是一个人只能管几个部门，其他部门你不能管。我就管那八九个人，包括四个副厂长、两个顾问、一个厂办公室主任，一个经营科，当时经营科还没有单独设副厂长分管，还有个质量科，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部门。
那时搞埕北油田，新港船厂不是特别够条件，但我们努力创造条件去争取。最后经过中日双方专家评审，我们就跟大连船厂一起搞，大连搞生产模块，我们搞控制和生活模块，控制的那一套东西还是很难的，当时厂里很多人反对，因为这个从来没搞过。当时是跟日本合作，日本造B模块，中国造A模块，都是一模一样的，日本先造。我们派去日本学习的技术人员回来后，有两个人直接到船舶总公司汇报，说新港厂绝对搞不了，说三井他们那个大厂都返工，新港厂怎么能做得了。回来以后我就批评他们两个随便乱说话，我说既然我考虑能做，那我肯定要采取措施的，后来事实证明我们比三井做的还要顺利，没有任何返工。
后来埕北油田模块在船舶总公司获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名单中，要是别的厂肯定厂长要在里面挂名的，而且我投入的精力确实也比较多，但我还是按照管理的流程来走，因为这个是生产的项目，所以我把项目的主持写成生产副厂长，我在那里面没有名字。这不是高风亮节，就是一定要按照这个组织系统走，决不能因为你当领导就什么事情都要插一脚进去。
当厂长以后，很多同志要来找我解决问题，我就跟工人讲，你先找直接领导，他们解决不了你再往上面各级反映。我设了三个群众信箱，一个在厂部，一个在西门，还有一个在北门，所有给我的信我都要看，看了以后让下面有关部门去解决，解决以后还要向我汇报。我还定了一条就是家里绝对不接待。因为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刚提副总工程师的时候，住的一个十二三平米的房子，上午贴布告，晚上就有人带着老婆孩子来找我，天天弄到十一点、十二点，实在受不了。那时我们厂陆续又有第二批第三批派到日本去的，厂党委决定由我提名单，但凡是到我家里来得勤的人我统统不提，因为他都是搞人际关系的，业务不是特别好，我提的都是规规矩矩的，考外语，看业务水平。
1983年我厂跟总公司承包的利润是600万，1984年是630万，1985年是660万，后来我头一年就完成了1300万利润，第二年是1600万，第三年是1700万，当时我们厂里的产值总共不到一个亿，在机械领域利润率达到15%，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国家经委当年评全国工交系统一百个经济效益先进企业，当时总公司报上去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新港厂。1984年，新港船厂获全国企业管理十大优秀企业称号。我当新港厂厂长的时候，新港厂的规模大概是造船系统全国第八，但是算上产值和经济效益，综合起来看，生产能力大概能排到第五。
后来到1986年整党，区里来人，区里派的整党的小组长给我戴了两顶大帽子，一是说我管工人的方法是资本家管工人，另一个是说我的作风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既不去家访又不允许老百姓到家里来。我很生气，就跟他讲道理，管理首先是自然属性，不管是资本家还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其次是阶级属性，阶级属性就是利润归资本家，我说我一分钱的利润没拿，你怎么说我是资本家呢？我管理出效益是为了国家。
那时候厂子的名气比较响，中组部也请我到中央党校跟党员介绍过经验。我就讲除非你把我撤掉，否则我依然不允许工人到我家里去。我说如果有事情完全可以在厂里公事公办，到家里去大多是走后门。我认为一个领导一定要看得远，看到三年五年以后的事情，另外你要把工人的生活水平搞上去，起码在当地是中等水平以上。还有一个就是要把小孩培养出来，这样你就可以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在那的时候这几点我基本都做到了。
那个时候有的工人退休，工资只有四级半，我定的是退休时一定补足到六级工资，另外没有住到楼房的一定给一间半楼房，让退休工人安心养老。1983年我当厂长以后盖的职工宿舍都是有全套卫生设施的，当时按照国家规定，职工宿舍不允许有洗澡盆的。后来部里和市里领导来厂指导工作，都认为太有远见了，有关计划部门亦就默许了。我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家里怎么能连洗澡的设备都没有。
从工厂到公司
1986年12月，我调到了天津船舶工业公司，刚去的时候公司财产总共才197万，其中120万是一套宿舍，我离开的时候大概达到五千多万。因此，我们公司员工的工资都比较高，同等条件下职工比工厂里的工资要高近一倍，住房面积最少建筑面积70平方米左右。
其实公司跟工厂是绝对不一样的，工厂你不严格绝对不行，钉是钉铆是铆，公司就宽松多了。我在公司实行了部门工资包干，原来各个处都来跟我要人，我就讲工资包干，你减掉一个人，那个人的工资就你们分掉。我举个例子，就是党办，开始时候四个人他还嫌不够，采取这个办法后，退出两个人，只剩两个人一样干得很好，一个人拿两份工资。后来别的处有意见，公司党组开会研究决定，最多可以多拿33%，就是三分之一的工资。我当了四年厂长，十年天津公司总经理，没有亏损过一分钱，年年都盈利。这个亏不亏主要是人为的因素，现在有些领导把工厂、公司的钱通过各种不正当渠道装到自己口袋里，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1995年5月，在我还剩半年退休的时候，我就给船舶总公司打了个报告，第一，让他们派人来审计，第二，准备派后备干部。后来总公司叫我一定再干一年，党组开会决定的。我就跟总公司领导讲，再干一年可以，但一定要给我发个文说明总公司决定延期一年，至少天津公司和天津公司下属厂要发到，结果发给了全国所有工厂。后来一年满了又要我延一年，我就说六十岁以前我听你们的，六十岁以后我要有选择权，1997年3月我就正式退休了。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