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良，1937年生，浙江上虞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原武昌造船厂总工程师。获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职称，曾兼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九届、第十届常务理事，武昌造船厂第一任科协主席，武汉市科协常务理事，武汉市武昌区科协副主席。曾参与舟桥厂选厂、筹建工作；参加的武船科研项目获中国科技大会奖励，数控切割机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航天领域，参与西昌卫星发射架开发工作和后期生产技术组织工作；酒泉卫星发射技术厂房生产和组织技术攻关工作。在水电行业，参与葛洲坝升船闸闸门制造技术攻关；组织三峡过船闸门的开发与生产工作。在桥梁建设方面，任武船西陵大桥建造总指挥；参与长江江阴大桥与福建厦门海沧大桥开发、建造工作。
采访中，胡永良回顾了在交大的求学经历，毕业后涉足多个领域的工作经历，并对青年人提出了一些希望。
口述：胡永良
采访：姜玉平、漆姚敏、刘岸冰、陈晓轩
时间：2012年7月6日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紫阳湖宾馆
记录：王俐涵
编者：章玲苓
两个校名
1956年4月是交大60周年校庆，当时我是上海胶州路上的交通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学校组织我们到交大参观。带我们参观的是一位造船系的老师。他说我是造船系的，我希望你们学造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的造船行业很落后，这是其一。第二呢，造船有个好处，就是都要靠水，没有水造不了船。你考到别的系可能被分到沙漠去，生活方面很不方便，而学造船总会分配到水边。他的一通话，我听进去了。
那个时候交大已经开始西迁了，公开招生的是上海造船学院，所以我考进去的时候，录取在上海造船学院，第一任院长叫胡辛人。那一年我们考大学不是很难，因为1956年我们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形势，招生招得特别多，造船系一个年级就招了12个班，一个班大概有四五十个人。
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不是像现在照着专业考，而是先考学校，考进后发入学通知书，到学校后再填志愿，想要学什么专业再选什么专业。那个时候我不懂，也没接触过什么造船，本来我想填船电专业的。这个时候碰到个老师，他说你考分高得很，为什么学船电呢？我说船电有什么不好，他说船舶制造是根本、是基础，就这么一句话，我就改成了船舶制造专业。
我们1956年进校，所以是6字头的，我又是第一个班，所以就是601班。我提前报到以后，让我就照顾其他同学，做班干部，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团支部书记。交大一年级在法华路分部上，二年级才到总部来上学。
1957年7月，也就是我们进交大的第二年，全校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到了下半年更厉害了。每个班都有个指标，非要搞个把出来。由班级的团支部去物色对象，摸底排队。结果大家揭发以后，我们班上还真出了个右派，这个同学我到现在都觉得对不起他，他也就是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吧，现在来看完全没什么。当时这位同学提前毕业，分配到新疆石河子。后来，我们碰到他之后都说对不住他，他说不是你们的问题，我不会怪你们的。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去浦东的上钢一厂挖沉淀池，教授都跟我们一起去的。到那以后，住在那种竹子搭的上下铺床。教授住下铺，我们学生爬上铺。我们劳动了一个多月后，党委副书记邓旭初跑来说，我们交大的学生应该不同于其他的学校，要好好念书，你们的父母把你们送到这里，不是让你们来挖沉淀池的，是让你们来读书的，你们给我回去。后来我们都回去上课了。所以，我对邓书记还是很钦佩的，那个时候他能够敢说。
我们那个时候上课也很有意思的，有很多名堂的，有一项叫“单科独进”。什么叫单科独进呢？就是在课程安排上，不是多课混合上，而是一门课连续讲授，把这门课集中起来学，在短时期内突击完成。我们学生无所谓的，老师就厉害了。课上完了还不算，还把学生集中起来编一本教材。我们编教材是很有水平的，人家都说我们编得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是从学生的角度去编的。
我们学校课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为纪念“一二·九运动”，曾在文化广场大合唱，当时上海几千名大学生一起唱歌。司徒汉给我们指挥，他是有名的指挥家。我们唱的基本都是抗日战争的歌。
当时学校的伙食费是食堂定的，经济比较困难的可以申请学校的补助。一般我们一个人发到12块5毛的餐票，菜票和粮票包括在里面。12块5毛钱可以吃得很好，3毛钱一个菜的话，可以吃青椒炒鸡丁。当然我们不能每天都吃3毛钱的，每天都吃3毛钱，12块5毛钱就不够，1毛钱一般就可以买个菜吃，几分钱买碗饭吃。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吃桌饭的，女同学一桌，男同学一桌，八个人一桌，菜放好之后一起吃。我们班上有个男同学，他叫黄胜兰，大概食堂一听他的名字以为是女同学，就安排他和7个女同学一桌，一餐吃下来他难过死了，说怎么安排我一个男同学在一群“娘子军”中间吃饭，后来赶紧调整过来了。一年级的时候，粮食不紧张，没有定量，饭随便自己添，1957年后才搞定量供应。
两年级的时候，南洋工学院成立了。我们造船系本来12个班，砍掉4个班到南洋工学院去了，留下我们就只有8个班了。
195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的迁校新方案，南洋工学院并入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上海造船学院和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合并，统一由交通大学领导，保留上海造船学院的校名。就是交大和造船学院的学生一起在徐家汇校园上课。校牌都有两个，一个是交通大学的，一个是上海造船学院的。后来上海造船学院的牌子摘掉了，就只有交通大学的牌子了，而且变为“上海交通大学”。所以我们考进去的时候是“上海造船学院”，毕业的时候就成了上海交通大学。
开拓转型
1961年毕业后，我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不到一年，我就到了技术科，那时候科长就是以后造船公司的总经理王荣生，我就在他手下当科员。我们这个造船厂还很规矩的，学生到厂里来，第一件事是让你先描图。我在描图的时候就动脑筋，我觉得这个图画错了。我就跟当时的股长说了，我是按他错的描还是重新描。后来把画图的人找来，改好了再去描。我知道这个图纸该怎么画，这个立体概念该怎么投影过去。船舶制图、投影几何这些课程在大学里是学过的，人家把投影几何叫头痛几何。我却学得不错，立体概念较强，当时班上只有两个考五分，我是其中之一。
描图描了一阵后，领导要求我画零件图。这就更进了一步了，是自己画图了。到了1963年，我就能独当一面了，成为一个产品的专业负责人。从产品的工艺准备，工艺文件，到工艺装备设计，再到现场的服务，制造技术问题的处理，都是我一人负责。当时我们三个人合作管一个产品，一个管船、一个管机、一个管电，船这一块，就我一个人负责。我们都是上午到现场，把现场问题都处理好，联系单都处理好，下午就在办公室画图。
到了1964年，又换了个产品，叫舟桥。舟桥是为工程兵服务的，就是在河里面架桥。1965、1966年，就是快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六机部决定我厂包建专门生产舟桥的厂——中南金属结构厂，编号“446”，厂址选在湖北蒲圻，现在叫赤壁。我们武昌造船厂成立五人筹建小组，组长是我们当时的副厂长。其余四个，一个是我们基建科的工程师，一个就是我，负责技术系统，还有两个是工人。我当时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这个厂后来在1973－1975年间投产。
1970年，领导又将我从筹建组调回去。这个时候，我们原来那个技术科分开了，设计跟工艺分开了，叫工艺研究所了。工艺研究所主要是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设计另外有一块。我就到这个工艺所去搞工艺。一去就开始搞电子计算机在造船上的应用。后来，我是中国造船工程协会电子应用学组主要成员，学组的组长是十一所的，即611所的。当时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可以说，我们这批人是早期搞计算机在造船上应用的。
当时我们造船系统就两家有计算机，我们厂就占了其中一台，是从国内买的晶体管的电子计算机，我们都叫“西2”型，但是外面都叫“X-2”型。这个电子计算机也是不小的，占了我们一个大房间，下面还要搞一个房间的空调设备，内存只有八千个单元，即8k。当时主要是开展计算机放样与数控切割机研制工作。计算机我是从头学的，当时学的叫Basic，请武汉大学的老师讲的，只学了两次，一次学两个小时，我就把Basic学会了。这个课题从1970年差不多搞到1980年。后来，用数控切割机切割出来的船壳板用到造船上面，我们武昌造船厂是第一家。
1980年我转到设计科工作，当时我们武昌船厂准备搞出口船，我就到出口船这个小组去了。我们承接的第一条船是挪威的三用工作船。我就被派到挪威卑尔根，参加与挪威联合设计的武船设计组，任副组长。1982年回国后，先后被提任为副科长、科长、副总工程师，1984年又被任命为总工程师。此后，我考虑的问题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都是根据某一个产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当了总工程师以后呢，具体的事情就不用参与很多，而要考虑这个厂下一步该怎么发展的问题。当时武昌造船厂主要做民船和军品，由于地域受限，所造民船最大是7000吨，再往上大，上面有桥，下面有河底，两边都夹住的，高了也不行，深了也不行。所以7000吨就到了我们的极限了，只能做这么大。而军品是特殊的商品，生命权掌握在人家手里面，不是由工厂来决定的。所以，当时工厂就决定再开辟第三战场，即钢结构。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积极的，最后在总公司总经理的指导下，武昌造船厂就形成了军船、民船、钢结构三足鼎立的局面。
之后，我很努力地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感觉到钢结构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如卫星发射架，大坝闸门，供船过大坝用的升降机、桥梁、压力容器都是钢结构，这是大有可为的，可以大显身手的。虽然它总产值上比不过军品，但有一条，钢结构净产值比较高，附加值高，就是边际收入高。我在这上面下了很多功夫，先后参加西昌卫星发射架开发工作和后期生产技术工作，亲自带人去投标，我们中的第一个标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架。此后，我还参与酒泉卫星发射技术厂房生产、开发和组织技术攻关工作。现在的“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就是在我厂参加生产的技术厂房内组装成功，用我厂造的平台小车运至发射架发射的。每次发射成功后，我们还会收到来自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感谢信。
杀进航天这个行业后，我们开始进攻桥梁领域。我们武昌造船厂造的第一座桥是武汉汉阳钟家村人行天桥。当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一晚上就把它给架起来了。武汉市市长第一天晚上坐汽车过汉阳的时候还没有桥，他以为造这个桥的时候肯定要交通管制，那就头痛得不得了，说这个地方一堵，汉阳都乱套了。结果，我们一晚上就把这个桥给架通了。他第二天一看，桥造好了，实际没完全好，但是下面车子可以开了。我们电焊工作还没有完，因为这是焊接的桥。我们一晚上把它给架起来，是因为我们用的是造船的办法，放了样上去以后，定位就都解决了。这个桥出了名气以后，后面的产品就接连不断地来了。第二个做的是西陵长江大桥。西陵长江大桥是一个悬索桥，跨度是900公尺。当时国内第一批做悬索桥的有两座，一座是虎门大桥，一座是西陵长江大桥。虎门大桥是广州造船厂造的，长888米，西陵长江大桥是900米，所以是当时国内悬索桥的第一桥，而且通车比虎门大桥早，因为这是三峡工程等着用的，这是三峡的早期保障工程，必须先造这个桥，为三峡服务。我是我们厂造桥的总指挥，这桥我们建造得很成功。三峡的闸门，五级过船闸，南线是武船造船厂做的，北线是江南造船厂做的，我们两家各做一半。这个闸门是天下第一门，二、三十米高，开关自如，而且关起来以后，水还不能漏出来，这要求是很高的。
做了西陵大桥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桥梁行业，后来接着又是两座桥，一座是江阴长江大桥，一座是厦门的海沧大桥。这两座桥的规模都差不多，都是一万吨级的，都是一两个亿的合同。这两座桥是我同时承接合同，同时谈判的。当时厦门那边问我，说：“胡总，你们是不是在接江阴大桥？”我说是。他说：“要是接了江阴大桥，我这桥就不交给你做。”我说：“那你何必呢？凭什么不叫我们做。”他说：“你们精力管不过来。”我说：“我没有金刚钻，就不会揽你的瓷器活，我既然要接你的这个合同，我就有我的方案。”最后，这两座桥的合同我们都签下来了，签好以后，武汉市还派一个任务给我们，就是武汉的白沙洲大桥，我们也接下来了。其实稍微错开点，三座桥同时做。我退休以后，被海沧大桥业主请去当顾问，这桥后来得到了“詹天佑奖”。
近年来国内新建的钢结构公路桥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我们做的，从内地一直到沿海，做的桥很多了。北京的高层建筑我们开始也做了。
从航天开始，接着就是桥梁水利，再接着就是石化，做压力容器。当时北京方面来验收，要我组织一个质量管理小组，制定一整套的压力容器生产规章制度，他们就来验收这种制度，验收之后你才可以开始做压力容器。因为压力容器做不好的话，机毁人亡，要爆炸的。武昌造船厂很好，所有的压力容器都没有出现过此类事情。
人生感悟
我的观点是，当兵就是打仗，学生就是念书。学生不念书，当兵不打仗，那这个国家也不成为国家。当学生的时候，要当好学生，要念好我的书。我非常看不起有些学生夸夸其谈，考试的时候老是不及格，要补考。这样，再怎么有本事，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另外，在任何地方都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而且你得千方百计去做好它，这个很重要。许多事情靠一个人是做不好的，要靠一个团队。我们当时的团队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因为下面的很多机构，用不着我操心，他们都能正常开展工作，我可以抽出精力去想些没人想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做好。这一点我有很深的体会，你要相信你的部下，他们能把工作做好。
现在商业竞争很激烈，商务上面的谈判是一个平等的谈判，有的人喜欢在这上面做文章，搞得很复杂，这不好。我就不搞那一套，我很真诚，很实在，人家能感觉到。不行的不会说行，行的也不会说不行，这个很重要。我是很不理解，现在往往是人民币说话，没有本事不能做的事，把钱一放就可以去做了。这样的事情不出问题才是奇迹。
寄语学子
年轻人都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你得看看这个位置合不合适你发展，这点要考虑清楚。一个人最挠头的事情就是干你不愿意干的事情，那是很糟糕的，干你不会干的事情问题还不大，你可以学，但是你不愿意干的事情，你再去干也没意思。造船的人，船开不通就要调头，得调个方向再开。这个一定要把握好。因为人一生能够工作的时间也就30、40年，千万不要在这段时间让自己进入死胡同里去，就可惜了。我们什么都赔得起，时间赔不起，人的生命毕竟有限。
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有的人老是在想我怎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钱，他不知道地位、钱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就是你付出了多少。你首先要想怎么把毕生精力付出去，不要藏着憋着，这个很重要。
每个人要先谈贡献，先做事情。先做了贡献，你才能谈其它的任何事情，而且应该把其它的事情尽量淡化。名与利，能淡就淡，但是贡献是不能淡的。我家现在住90m2的房子，已经住了快30年了，一直没变。1997年我退休的时候，第一个月给我发的退休工资只有700多块钱，现在呢？3000块不到，2000多。但我心态非常平衡。我非常相信我们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的那句话，他说你有100间房子，你晚上只能睡一个房间，睡一张床，多了你也睡得不舒服；他说你有一千万块钱，一万万块钱，你每天只能吃三餐，你不能吃三十餐，三十餐会把你撑死。一个人一天三餐，晚上睡一觉，一天也就过去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