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明，1933年生，福建闽侯人。1949年考入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1950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53年毕业于大连海军学校。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技术部副部长、部长，1988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是中国现代舰船系统工程、海洋战略研究和中华传统舟船文化专家。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期间，在刘华清司令员的领导下组织驱逐舰、核潜艇、歼击轰炸机等的研制，也参加过航母的论证、规划工作，为我国海军装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退休后，致力于弘扬中国海洋文化和郑和下西洋研究，积极推动复原仿造郑和宝船，现为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兼古船研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采访中，郑明追忆了父亲坎坷的求学经历，详述了自己幼年时与大海结下的三段缘份以及在交大求学参军的经过，简述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口述：郑明
采访：盛懿、欧七斤、朱恺
时间：2012年10月15日
地点：上海世和酒店
记录：朱恺
编者：朱恺
父亲的求学路
我的人生道路和事业，同我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所以我想从我的家世和儿时谈起。
我祖籍福建，在我爷爷那一辈，家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育有二子二女，因为无力同时负担两个孩子的教育，我的两位姑姑都幼年夭亡，而叔叔很早便辍学外出当学徒，自谋生路，后来成为了一名印刷工人。我父亲郑效洵则跟随着祖父辗转来到北京，在一位闽籍的大户人家家里帮佣。爷爷在那里什么活都干，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东家让我父亲跟着少爷一起上学念书，就这样父亲才基本完整地念完了小学和中学。中学毕业后，由于负担不起大学学费，父亲只得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尽管不是正式的学生，也没有毕业文凭，但父亲学习起来仍然劲头十足。当时北大人才济济，名师荟萃，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和胡适的课，只要能让他进，他都听过。
在此期间，父亲还收获了爱情，找到了他的终生伴侣。我的母亲是山东人，家里是做小买卖的，经济条件还过得去，母亲自小聪慧过人，家里看她是个读书的料子，便培养她上中学、大学，后来妈妈考上了北平工学院，学的是化工，女孩子学工科，这在当时很是稀奇，可见母亲是有抱负的。我父母求学期间都倾向进步，俩人在学生运动中相知相识。
“满洲共党要案”
婚后，一对年轻人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奔赴关外教书。那是1929年，他们来到了吉林，父母亲都被聘为吉林第五中学的老师。当时东北地区的教育十分落后，学生的入学年龄普遍较大，这两个北京来的所谓大学生教师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在同学中很受欢迎。父亲那时虽不是党员，但却积极向学生们推荐鲁迅、高尔基等人的进步著作，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苏联的情况，不料招致了一场大祸。1930年10月，吉林发生了震惊关内外的“满洲共党要案”，父亲因“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作为要犯与楚图南同志一起被捕。父亲的入狱，使我们一家顿时陷入了困顿，母亲作为“要犯”的家属也失去了原先教书的工作。当时我的姐姐刚出生，为维持生计，母亲便只能去当家庭教师。我母亲确有才华，字写得漂亮，外语也好，很多人家都愿意聘用她。就这样她一面做家教挣钱补贴家用，一面花钱打点看守，接济狱中的父亲。
父亲在狱中与楚图南成为了好友，这种友谊保持了终生。他们两人克服重重困难，把监狱变成了学校，利用母亲从外边送进来的英文报纸提高英语水平，了解国内外大事，并教授其他狱友。
就这样父亲在吉林省第一监狱被囚禁了一年半，经同仁的多方奔走营救，终于在1932年4月被“保释”出狱。那时刚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不久“满洲国”成立，东北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父亲随时都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在地下党同志的建议下，1933年7月父亲带领全家踏上了返回关内的旅程。这时我出生不久，刚满百日。
襁褓中第一次渡海
或许冥冥中早已注定我这一生都要与大海、与舰船结下不解之缘。我尚在襁褓之中，便乘船渡海。父亲选择走海路返回关内。我们一家四口先乘火车从长春抵达大连，然后坐船前往天津，一家人挤在五等舱里。后来听母亲说，这一路上船只颠簸得厉害，她自始至终都将我紧紧地抱在怀中。至于当时我是否感觉晕船，因为太小，也没有印象，但终于活了下来。就这样，通过这次逃难，我算是与大海正式结下了第一段“海缘”。现在回想起来，我与大海的确是有缘份。
我们从天津又回到了北平。北平有的是文化人，不缺中学教师，所以父母找不到教职工作，一度靠翻译文学稿件为生。后来听说河南省太康县需要老师，父母就带着我们前往那里的学校就职。那时的太康县城十分落后封闭，要看份报纸，只能见到一周前的，新闻早已成了旧闻，这对急于了解时局的父母来说，无疑是泼了一头冷水。更要命的是当地学校时常发不出工资，于是在1936年“七七事变”的前夕，父母带着我又返回了北平。
遭遇日本海军陆战队
刚到北平没多久，“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记得那天本来父母亲兴致挺高，正带着我们姐弟几个逛现在的中山公园。突然间听到了炮声，父母亲意识到出事了，因为当时日军一直在伺机挑衅，赶忙拉着我们往城内跑，恐怕城门关闭。如果关了城门，我们就回不去了。北平沦陷后，父母亲说我们在东北已经当了一回亡国奴，这回不能再当了，还得走。
我们一家决定前往天津，从那里坐船去上海。这是我们第二次海上逃难，是我幼年的第二段“海缘”。只不过同上一次相比，这回更显得屈辱。当时日军还未进驻天津的租界，但是租界外边已被日军占领封锁了，没有船，想逃难都难。我们在天津逗留了几个月，才搞到去上海的船票。那时我已经有小妹妹了，父母在逃难中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提着一个带柄的尿盆，给妹妹小便用。结果登船上舷梯的时候，旁边站着一溜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他们手里端着枪，并且上了明晃晃的刺刀，凶神恶煞般地注视着上船的乘客，这是对中国人的一种威慑，更是一种侮辱。当时的气氛真是紧张极了，我是个孩子，当然懂得了恐惧，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紧张极了，结果上舷梯的时候，手一哆嗦，尿盆就掉到海里去了，就这样我把爸妈交给我的唯一的任务也搞砸了。这一幕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刻骨铭心。什么是当亡国奴的滋味，我算是切切实实体会到了。现在有些人不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而我是亲身经历了，见证了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蹂躏。
“弄堂学校”
到了上海，我们一家算是暂时安顿下来，爸爸在暨南大学附中教书。不过那时上海的租界也是风雨飘摇，父亲做好了准备，一旦有变，全家就去南洋，总之决不作亡国奴。为此我们一家五口还特地拍了张集体护照像，以备逃难之用；另外一旦走失，寻亲时也能派上用场。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保存至今。
1938年我也到了入学的年龄，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是很重视，虽然生活艰辛，却一心想把我们三个子女都培养成人。我的读书经历说起来也颇费周折。因为颠沛流离，我没上过小学一年级，到沪后直接升入二年级跟读。我念的第一个学校名叫存德小学，位于当时的古拔路上。其实那就是一个“弄堂学校”。当时的上海有很多这样的“弄堂小学”、“弄堂中学”，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原因是学校的校舍建在弄堂民宅之间，狭小简陋，没有操场，故有此名。我在读小学和中学期间，从未见过大操场。我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初小毕业以后，我转入南屏女中附小继续高小的学业。之所以读那所学校，是由于母亲在那里教书，我作为教师的子女可以免去学费。我读书非常用功，每次考试分数都很高，因为妈妈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我得给她争气。那里的老师多是大学毕业生或师范生，十分严格。记得一次历史考试，我本可以得满分，就因为写错了一个字——在“容易”的“易”字当中多加了一横，结果被扣了一分。
当时家里一贫如洗，父母担任教师，不得不注意保持仪表和衣装，但很朴素。我们几个子女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又姐妹传用。我在1942年已进入五年级，那年冬天很冷，必须穿棉衣。那阵子男学生通行穿长棉袍，象个小夫子。家里只我一个男孩，妈妈就让我穿姐姐的花棉袍，又专给我做了件蓝布新罩袍，套上后既合身又显不出女样。我第一天穿去上学还没事。第二天就被一个男同学发现，嘀嘀咕咕告诉其他同学，下课时就有几个男同学跑来把我蓝罩袍掀起，露出花棉袄，我跑出教室，他们更追着、嚷着。我忍住眼泪回到教室，接着上课，实际上什么也没学进去。回家后抱着母亲大哭，并且说再冷也不穿了。母亲搂着我也流泪了，对我讲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告诉我人穷志不可短，要发奋用功读书，超过那班富家子弟。我亲眼见到有些同学是乘坐人力黄包车、由家里派人护送到学校里的场面，知道母亲即无奈也很伤心，但她不气馁。母亲和我的泪水混在一起，激起了一股力量。第二天我听母亲话，照常穿着蓝罩袍花棉袄去上学，再有同学来取笑、吵闹，我只是不理不争，坐在课桌旁。我邻座的一个女同学，也同情地护着我。来上课的老师都是母亲的同事，也在全班同学面前说：穿什么衣服，只要干净，有什么关系？郑明同学年纪最小，可门门课都很优秀嘛！同学们为什么不比学习成绩呢？！
班上一场“花棉袄风波”终于过去了，但却永远地、深深地印在我心里，逐渐使我养成了和母亲那样忍辱负重的性格。
“叔苹公奖学金”
一年后，我本该升入六年级，但母亲换了一所学校教书，那所学校离家实在太远，我不方便跟着去，念其他学校，学费又没着落。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失学，父母决定让我直接报考中学和“叔苹公奖学金”。原来抗战时沪上实业家顾乾麟先生，有感于自己少时也失学，而社会上许多学习优异的青少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决定依靠自己的财力资助这些学子，于1939年设立“纪念叔苹公高初中学生奖学金”，简称“叔苹公奖学金”。“叔苹公”指的是其父顾叔苹，为纪念他的父亲而以其父的名字命名。
为考上这个奖学金，1943年整个夏天我都在家里玩命地学习，当时姐姐也在放暑假，她已经是中学生了，便也在家里帮我复习备考。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中学入学考试和奖学金考试两项我都顺利过关。就这样，我在1943年的秋天跳级进入初中。正因为此，我在中学以至于后来进入交大学习，都成了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
我考入的是麦伦中学，就是现在的继光中学，这是个教会学校，学校里的老师和校长都十分进步，思想也很开放，教学质量很高，是个好学校。麦伦中学有个语文老师叫魏金枝，是当时著名的作家，与夏丏尊齐名，他与我父亲是好友，入学考试的时候可能给我的作文分数打高了一些，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考进中学也是“走了点后门”的。战时教学条件很差，学校不得不从全日制改为半日制。我们只读半天书，到中午12点就放学回家了，下午校舍被另一所学校约旦中学借用。一个校址上办两所学校，这就是当时中国教育的真实情形，困难到了那种程度。
我在中学里学习丝毫不敢懈怠，记得有一个学期因病缺课，结果期末平均成绩低于85分，到了下个学年开学时，根据“叔苹公奖学金”的规定，我的杂费和书费得自己负担了（当时学杂书费是分开的）。因为没了奖学金支付杂费和书费，那一年我买不起课本，只得向老师借书来抄。经历过这么一次，以后我连病都不敢生，生怕缺课影响了学习成绩。
“叔苹公奖学金”除了对接受资助者有成绩上的要求外，还规定受助者的家境必须清寒。为此每年会有前几届受助的老同学上门调查我家的经济情况。我和姐姐都是靠这个奖学金才念完中学的。想来顾乾麟先生确有伟大的人格，在过去“极左”的年代里，有人说我接受资本家的奖学金是参加反动组织，因为他们认为资本家是不可能帮助工农子弟和穷学生的。这种逻辑是很荒谬的，在阶级分析中也要看到人和人性。顾乾麟是真心着眼于民族未来和教育事业。
初登军舰
顾乾麟先生有时还组织受助学生参加课外活动。顾氏曾任怡和洋行的进出口经理，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所以抗战胜利后他组织了一些学生前往参观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军舰，我也有幸在其中，这就是我的第三段“海缘”。
我们参观的是一艘大型巡洋舰，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且战功卓著。印象中整个舰身都被漆成了灰白色，远远望去，显得威武雄壮。到了船上，英国水兵对我们很友好，几个军官和水兵领着我们在船上各处参观。我们参观了舰员的住舱和驾驶室等处。后来我提出来，说想去炮塔上看看。带队的顾先生就去跟舰长商议，英国人倒是很开放，欣然同意了。我高兴极了，第一个爬进炮塔里，透过瞄准镜向远处观察。不看不要紧，这一看结果发现这艘巡洋舰的炮口正对着海关大钟。顿时，我的心里就感到不是滋味了。那时我也已经学过近代史了，有了些历史知识，知道海关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现在盟军的军舰来了，竟然还把炮口瞄准着海关，虽不能说是故意为之，但外国军舰直接驶入我国的内水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至少说明了我国的主权还是不完整的。日本人是投降滚蛋了，但英国在华还留着很大的势力，换一个角度想，英国把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上其实也是向中国宣示自己势力存在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时一些同学开始窃窃私语。
参观完了炮塔，回到甲板上，这时我们发现军舰四周已经围了一群小舢板。这些小木船上的中国人是来要饭的。军舰上的英国水兵把吃剩下的东西直接倒下去给他们。见到这一幕，大家的心里更加难过，当时我们的国家就是那么穷，人民的生活就是这样凄惨。所以说这次参观无意中给我们这些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让我们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了国家的积贫积弱。那一刻我突然回想起当年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刺刀下登上客轮逃离天津的情景，于是脑海中萌发了将来要学造船技术，给中国海军造大船的念头。所以说1933年我在襁褓中渡海逃离东北，1937年乘船逃离华北，再加上1946年在上海参观英国巡洋舰，这三次与大海相关联的“海缘”经历，对我人生观的形成和未来事业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小“民主堡垒”到大“民主堡垒”
麦伦中学的教会背景，使得学校内的思想氛围比较开放，风气也比较自由。当时校方经常邀请一些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和贤达来校作演讲，其中涉及的多是政治性的话题。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沪上不少大、中学生都参与其中。当时的交大有“民主堡垒”之称，我们麦伦中学在学生运动中也很活跃，所以当时我们自称是小“民主堡垒”，说要跟着交大这个大“民主堡垒”走。从抗战后直至解放前的这段时间里，交大的民主爱国运动为全上海的大、中学生树立了榜样，非常受人崇敬，这就是我对交大最初的认识。后来我之所以报考交大也是与它在学生运动中的名气和地位有关。
不过在中学期间，父亲并不同意我参加学运。事实上，他所在的学校学生每次上街游行，都是他领头带队的——那时父亲已去了南屏女中教书，那里从校长到教师都是女性，男教师就他一个，因而很多抛头露面的事都由他来干。他不让我们姐弟去游行，主要是担心我们幼稚单纯，可能暴露他参加地下革命的身份和行动，当然也是怕分散了我们的精力，影响了学习。他常说你们还是好好念书吧，斗争的事我来搞。但那时各个中学里都成立了学生组织，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他有时也顾不上我，我在自己学校里就坚持参加过罢课。当时学生运动形式多样，如“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而像“尊师敬师”、防治疾病及各种劝学、募捐活动在策略上就比较隐蔽。我参加最多的就是“尊师敬师”运动。当时老师的生活真是艰难，我父母都是教师，所以我对此深有体会。父亲一星期要教40多节课，全校的历史和地理课，包括高中和初中的，都由他一人来上，回家后嗓子经常是哑的。他平时备课的书里别着很多标签，这个班讲到了哪页，那个班讲到了哪页，都标记得清清楚楚，上课的时候不带错的。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帮着父亲改他教的高中生的历史试卷。他要批的卷子实在是太多了，他就抽一份平时学得最好的学生的卷子，自己先改，作为标准答案，我便照着改其余的。这件事倒使我从小就比较注意学习中外历史。
后来麦伦中学要迁往虹口，离我家很远，考虑到来回乘车车票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为给家里省钱，我便转学到离家相对较近的育英中学。这个学校的教务主任比较反动，他知道我曾参加学运，而家里经济状况不佳，要靠奖学金完成学业，便找我谈话，警告我要小心，不要捅出篓子来，否则给我的品行等第打个“可”，那样的话，奖学金也就泡汤了。尽管如此，在育英中学读书期间，上海发生的几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我基本还是都参加了。
上海解放的时候，我正好高中毕业，忙着复习高考。我填的第一志愿就是交大，而且是造船系。我进交大就是要学造船。当时全国高校中造船专业实力较强的有两所学校，一个是交大，再一个就是同济。同济对德语要求很高，而我原来是学英语的，再加上交大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所以我选择报考了交大的造船系，并如愿以偿被录取了。
母校印象
其实我真正在交大读书也就一年半的时间，即从1949年的9月份入学——实际上我8月份就去报到了——直到1950年12月参军。尽管我在母校呆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交大在多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
首先我是从上海“弄堂学校”进入交大校园的，又逢新中国的成立，真是感觉进入新天地，在阳光普照的大操场可以奔跑，进体育馆头一回上单双杠锻炼，在游泳馆第一次下水练习，傍晚在大草坪上听音乐和讲解，在钢琴社里学习五线谱……这么活跃、丰富的校园环境，让我进校后立即投入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学习，而且享受着学习的兴奋与愉快，每一天都和同学们一起进步成长。
同时我的一个强烈印象就是当年学校对于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视。那时上海刚刚解放不久，为了配合“接管”事宜，学校对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格外重视，当时的政治报告都由校领导和驻校的解放军代表，都是老干部亲自讲，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从国际格局到国内形势，以及党在当前的任务，民族和国家的前途等等。这样高屋建瓴的报告，我们这些新进校园的年轻大学生听了之后，无不感到激动振奋。虽然在中学里也关心国家大事，但从没有人给你分析得这么深刻透彻。大家心里觉得自己来到交大不仅仅是作大学生，而且算是投身革命了，进大学也就是革命事业的开始。
在这种昂扬向上的氛围的感染下，我积极向团组织靠拢，于1949当年年底便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的入团介绍人是同班同学陈楚和陆福祥。我没有哥哥，只有姐姐。陈、陆二人年纪都比我大，我见到他们，觉得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哥哥一样，非常信任他们。他们两人本身也在同学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所以一经他们的劝说动员，我就决心入团了。
国庆游行队列中的小“水兵”
在交大另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就是参加1950年的国庆游行。入团后，我在学生会领导下参加了一些工作。1950年国庆，上海各界人士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活动。我们交大造船系二年级的同学要代表学校参加。当时学生会交给了我一项任务，让我们去向海军方面借一些军服，因为我们是学造船的，将来会造军舰，身着海军制服参加游行与我们所学的专业相关，也很出挑。于是我就和另一位高年级同学去找海军的同志。去之前我心里还犯着嘀咕，人家会借吗？不料等到了海军某部驻上海基地，找到有关负责人，向其出示学校介绍信并说明来意后，海军同志十分爽快地就答应了，而且非常的热情，很快就为我们从仓库里找来了一批水兵军服，许多衣服上的“渡江纪念奖章”还没来得及拿下来，原来这批制服是参加过渡江战役后调进海军的战士穿过的。当时我就十分激动。
这件事在无形中也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关于军民鱼水情的政治教育课。由此事我更认识了人民解放军，亲身体会了解放军对待老百姓有多么好，对学生有多么热情。回到学校，我把事情的原委和同学们一讲，大家也颇受感动。原先有些同学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对解放军和共产党有顾虑，并不情愿穿军服去游行。但经我这么一说，一些犹豫不决的同学都改变了主意，最后都欣然同意。所以，50年国庆节游行的队伍中，有一批交大学生是穿着海军水兵服行进在队列中的，神气极了。大家心里觉得我们就是未来的海军了。
畅游学海
说到学习，刚进校的时候，我还有些担心。毕竟年纪小嘛，我那时才16岁，是班里的“老幺”。原先在中学就只是一个教室，每个学期位子也是固定的，老师就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到了大学要跑来跑去换教室，老师也经常变换，整个一天课上下来蛮紧张的。过了一阵子，我才逐步适应了，发现只要上课认真听讲，用心地学，一定能拿下来，没什么可怕的。
记得那时我们很多课还是用英语教学的，像物理和微积分上课全都是用英语。甚至很多教科书也都是英语的，是硬面的。有些书校园里有卖的，因为老生读完了，便把上一学年的课本卖了。他们会贴出广告来，有什么书，多少钱？低年级的学生就去买。有时没买到，就靠上课记笔记。很多老师的板书非常认真，他们水平很高，用英文讲和写，都非常清楚有条理。我们上课是很紧张的，我从来不开小差。因为稍一走神，后面就跟不上了。
上海的中学里就教外语，我还是有点英语基础的，但到交大要接触专业英语了。一开始心里也没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勤奋用功、多学多看，逐渐才适应了英语授课。在交大的英语教学使我受益匪浅，以后工作中看到英文的技术书就不害怕了。我觉得这种外语的基础功底对我以后从事技术工作至关重要。学习外语成为了一个习惯，后来学习俄语也一样很有兴趣了——当时学校里俄语课不作为正课，而是作为夜校培训班向师生讲授《速成俄语》。我就是在那时学的俄语，时间安排在晚上，全校不分师生、专业和年级，一起在梯级教室里上大课。在那样的学习环境里，外语和技术二者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基础打好了，以后大量的时间还是自学，在工作岗位上的学习。
总之，学校的政治环境、专业环境和外语的学习环境对我影响至深。尽管只有短短一年半的学习时间，但给我们在各方面都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教会了我们一些基本的方法，使我们足以适应今后技术上可能出现的难题。
恩师难忘
在交大就读期间，有三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位是顾懋祥，他已去世了，在校期间他教过我“舰船结构”这门专业基础课。他是留美归国的高材生，他上课也是讲英语，使用一本美国的教材。我当时买的是龙门书局的翻印版，把它当成宝贝。这本教材我保留了很多年，以后在一次搬家的时候遗失了。顾懋祥老师后来调到哈船院去了，之后又去了702所。我一直跟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工作上有很多接触。他既把我当学生，也把我当战友。有一次我开玩笑的跟他说：“您去找机关里的人办事，一定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就是要盯着他们不放，而且要盯得很紧。”后来我在北京的海军机关里工作，顾老师就对我说：“我今后工作中有事找你，就要用你教我的招来对付你，老盯着你不放，直到你给我解决掉问题。”顾老师后来在船舶减摇领域很有研究，作出了很大成绩，被评为了院士。他是我进入造船专业的启蒙老师。
杨槱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但我对他十分钦佩，他在中国造船界开风气之先，第一个给造船专业的学生讲授中国造船发展史。杨槱认为一个从事造船的人不但要知道最新的船舶技术前沿，也要了解祖国的造船史。为此他亲自编写了中国船史讲义。如今全国的造船专业学生都要学这个。了解本专业的学科发展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就讲授机械学科的发展史。对于我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成就要有适当的和正确的评价，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更不缩小，以便使学生在热爱专业的同时，也热爱自己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十分认同杨槱老师。
还有一位就是辛一心老师。可以说他是造船界中的钱学森。可惜他英年早逝，不过在生前他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是超负荷的工作。他一边从事实际的造船工作，一边抓科研和教育，同时还著书立说，很了不起。老实说，我们今天能有航母、能有核潜艇，这与他培养了很多造船方面的人才有着密切关系。尽管没有直接的交往，但辛一心老师的书我都有。在我确定参军以后，就买了所有能见到的他写的书，准备带在身边自学。以后我还托留在交大的同学帮我代购他新出的著作。记得他有一本书是专讲世界造船发展前景的。我后来研究海军的发展，感到他预见的很多东西都应验了，很有前瞻性。辛一心谈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他并不告诉你需要搞潜艇还是搞航母，搞这个型号还是那个型号，他关注的是造船这个学科的基础技术。当时我们海军的一些领导都是老红军、老八路，在海军的具体发展战略上，需要我们这些年青的技术干部参与，而辛一心的著作里所讲的不少东西正是我们所急需的。所以这也是当时我们这些从交大走出的学子引以为豪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学校对辛一心老师的评价和宣传力度似乎还不够。
投笔从戎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学校里动员大家踊跃参军。开始的时候，我也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前面我已经说了，我父亲特别想把几个子女都培养成大学生，但我和姐姐都“功败垂成”。姐姐十分优秀，中学毕业后考上了燕京医科大学，已经读到了三年级，但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又入党了，结果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最后不得不离开北平，去到了西柏坡。到了西柏坡没过一两个月，她就被党中央办公室选去，当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我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没念完，就去参加革命了。对此我父亲很遗憾，他当时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好好读书。怎么能更好地承担革命任务呢？！”
轮到我上大学，考上了交大，我父亲很高兴。我决定参军那会儿，父亲已被调往北京工作，负责筹建人民文学出版社了。举家迁走，就留我一人在上海念大学。父亲在北京听说我要参军，立即写信来叫我不要盲动，说只有把书念好了，将来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当时我姐姐支持我，她说弟弟你去参军好，这是一种革命的表现。她还给我寄来了一本刘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在西柏坡出的，拿草纸印的，要我认真细读，争取参军，好好革命。当时我妹妹也入团了，她虽在北京念中学，也支持我，说哥哥你的选择是对的。爸妈一时不理解，以后会支持你的。你放心去参军，我们在家会照顾爸妈的。我的两位姐妹对参军、投身保家卫国很热情，最终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了。
当时学校里报名参加解放军的人很多，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我们班有26人，报名参军的就有十几个，后来有人因为家庭拖后腿就没去成。上海这个城市很复杂，我班上的很多同学都出身富裕或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所以不少家长对党、对国家、对解放军的认识还不一样，并不太支持参军。比如我们班上有位同学，他全家信基督教，他本人原来也报了名，但家里人把他关了起来，不让他来上学，结果参军就没成。当然他学习、工作都优秀，后来在上海造船界成了劳动模范。
在我们班里，邓三瑞、陆福祥和我是骨干，态度最为坚决，影响了其他一批同学。不过我们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必须到海军去，别的军种和部队我们不去，只要是去海军就成，不管具体干什么。因为我们是造船系的，就这么一个“条件”。后来部队正式答复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现在想来也很有趣。最终，我与邓三瑞、陆福祥、范尚雍、张祖浩五人参军后都分配到海军。
邓三瑞同志是我在交大、后又同进海校的同学，他的数理基础很强，英语娴熟，能阅读英文书刊，专业学科门门优秀。他又能跨学科广泛读书，博学而融会贯通，视野广阔，思维敏捷，和他交谈总是在深入浅出中得到创新见解。上世纪50年代，他和海军一些领导共同参加编制全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90年代，他去纽约代表国家参加联合国军控会议，既善于吸取各方意见，又有个人创见，对我们的学习、工作都有很多启示。我们退休后仍保持着联系。我一直感受到在同学们的谈笑风生之中能够互相激励作用。
我在母校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短短一年半对我后来的军旅生涯和事业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饮水思源，无论走到哪里，至今我对母校都怀着深情与眷恋。
军旅生涯
1950年底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曾在海军修船厂、海军学校、登陆舰、护卫舰、造船设计室、驻厂军代表等部队、单位及海军装备领导机关学习、实习、服役、工作和代职。担任过水兵、学员、技术员、工程师、科长、处长、主任、副部长等职，曾调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军管会委员、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83年起担任海军装备技术部副部长，1985年升任部长。又在国防大学、中央党校进修，经历过海军多次战役演习集训。1988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
50余年来，我一直从事海军舰船、飞机、武器装备等发展规划、论证研究、设计试制、建造验收、技术引进、试验鉴定等技术专业与领导工作。全身心地致力于我国自行研制驱逐舰、护卫舰艇、核潜艇、潜艇、海军歼击机、轰炸机、舰载直升机及武器、电子装备系统工程等海军装备现代化事业，在军舰设计系统理念、海军装备科研试验与训练结合、培养青年专业人才及海军发展同步建设等方面，做出过贡献。也参与过中国航母的后期论证、考察调研、规划预研工作等。这些业绩，使我和战友们共同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2项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2次，我个人曾立三等功3次。
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曾随团或率团访问过美、欧、俄、日等十余个国家。从80年代起，又倡议并亲自组织对访华外军的参观考察，开展友好交流，学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在岗和离岗后，共撰写、发表过600多篇技术性或策略性论著，参加撰写、担任编委、顾问或协助编审出版过30余部学术专著、辞典、百科全书等。在2000年至2001年国家计委为“十五”规划要求献计征文时，我以“对我国海洋战略的思考”为题所提建议，获一等奖。
从1980年起到退休后，我曾被任命或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国防军工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副主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国防科工委软科学项目研究咨询专家、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担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船史研究学术委员会顾问、中国海洋学会理事、军事海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后更名为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兼古船研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等。从1991年起，我先后被聘为海军工程（学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兼职教授和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技术顾问、广州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设计院高级顾问等，还担任过“现代舰船”、“海军装备”、“中国船舶报”等专业与科普报刊杂志的顾问、编委或特约记者。2004年，我被聘为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2005年起，被聘为国家发改委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2006年起，被聘为财政部中央单位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专家。
进入老年后，我在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装备事业的基础上，努力学习中国历代经略海洋、构建海上丝瓷之路的航海船舶历史，致力于探索中华海洋文明起源，弘扬中华海洋文化，增强民族海洋意识，关注祖国海洋权益，推动海洋高新技术发展，促进国家海洋战略研究，发展陆海统筹的现代化建设。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