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生，1932年生，湖北武昌人。195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先在武昌造船厂任技术员，1954年赴苏联进修，1956年归国后任武船船体车间副主任，1965年任副厂长，1968年调任渤海造船厂副厂长，1974年调任六机部生产局负责人、副局长，造船局局长，1982年起先后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组书记。曾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和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会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因指挥建造我国首制核潜艇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著有《王荣生船舶文集》。
采访中，王荣生回忆了自己建国初在中南交通学院和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求学的经过，着重讲述了自己临危受命指挥建造我国首制核潜艇的事迹。
口述：王荣生
采访：盛懿、朱恺、程宇骁
时间：2012年6月25日
地点：北京王荣生寓所
记录：朱恺、程宇骁
编者：朱恺
解放圆了我的大学梦
我1932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兄弟姊妹共有6人，我排行第二。1949年全国解放的那一年，我刚满17岁，那时正在汉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念书。这个学校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工艺学堂。当时这所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学生的学历层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或高职。我之所以读这所学校，是因为当时家庭经济不宽裕，想学一门手艺，毕业后容易找到工作。我学的是机械专业。
武汉解放是在1949年5月16日，解放军来了以后，军校、人民革命大学都在招收学员，与此同时，原先一些已经停课的大学在被新政权接管后也重新复课招考了。我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考取了中南军政大学湖北分校，大姐也搞革命工作去了。
当时我也有些耐不住了，就和一个同在汉阳高工读书的同学一起报考了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南军政大学，结果被录取了，革大经面试后还被分到了干部班。我正打算去报到，这时父亲劝阻我，说你的两个弟弟妹妹走了，姐姐也走了，都去参加革命了，你不要去。你现在离毕业只差一年，半途而废有些可惜；家中还有两个小弟弟需要帮着照看；解放后生活有了好转，吃饭没问题。所以最后我还是听了父亲的话留了下来，没去军校，也没去革大。
不久，北方交通大学和中南交通学院前来招收同等学历考生，规定凡是学完了高中阶段课程并取得了肄业证书者都可报考。我所在的汉阳高工为我开具了证明，我就同时报了两所学校，北方交大我填的志愿是机械系；而中南交通学院我填了机械系的公路工程专业和航业系的造船专业。
选机械那是因为这是我的本行，我原先就是学这个的。至于填造船，那是由于我从小在长江边上长大，经常见到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轮船，对船舶有一种亲切感，也很感兴趣。况且船上也少不了机械，从各方面看也还和机械工程沾边。当时我记得航业系里还有驾驶专业，但规定报考者的个子要超过一米六五，我身高差了一点不达标，所以没报。
记得当时两所大学都借了汉口中学的教室作考场。北方交通大学先发榜，我没被录取，还回高工继续上课，这时高工已从汉阳搬到了武昌。过了一阵子，中南交通学院的新生录取名单刊登在了报上。我自己还不知道，一天下课时，有个同学拿了张报对我说：“王荣生，你是不是考过中南交通学院？报上有你的名字，是你不？”我一看，可不是吗？航业系造船专业，我排在倒数第二。我欣喜若狂，立刻合上书本，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我父母亲知道后高兴极了，说我们家里将来要出大学生了。
老实说，我过去没想过真能念大学。解放前，我的一些同学的兄长或者姐姐是武汉大学的学生。但碍于家庭经济情况，自己对于上大学这件事没抱太大的期望。不想刚一解放，原先不太容易实现的奢望就变成了现实。
院系调整来沪上
中南交通学院是由原先的国立武昌海事职业学校与河南的一所公路工程学校合并而成的，当时隶属于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交通部。记得我们入学的时候，吃住学费全免，甚至连课本讲义也不要钱。新生入学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汉口公路局旁的一所学校里集中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政治学习。在此期间，我们系统学习了唯物史观、辩证法，阅读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初步具有了革命的人生观。当时我们觉得自己进了这个学校，也就算是参加革命了。所以大家都怀着满腔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三个月的政治学习结束后，也就放寒假了。开学后，我们就搬回了原国立武昌海事职业学校的校舍上课。那边的校舍的确颇具海事学校的特色，宿舍的外观被设计建造得宛如船舱一般。
到中南交通学院后不久，我就入团了，那时还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才改名为共青团。尽管我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但我还是当上了团干部。刚开始时任支部里的生活委员，以后成立了团的分总支，我就成了分总支的成员，主要负责青年工作这一块。我那时学习也充满了热情，一心想怎么能把造船学好，将来为祖国的造船事业服务。我所在的这个班有个特点，就是学生都是从其他学校或别的专业转过来的，我们当中不少同学曾在武汉大学念过书，当初学的是土木、机械或者电机什么的；还有的是工作后再考的。不过学习造船后，大家的兴趣就逐步地发生了变化，转到了造船方面。
1951年中南交通学院改称武汉交通学院。我在这所学校度过了3年时光。1952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从当时来看，我们那个学校由于前身是海事学校，造船方面的师资相对来说较为薄弱，是比不上交大的。那时国家决定以交大为核心，把全国造船方面的师资和教学力量整合起来，所以决定将“武交”的造船系并入交大。就这样，我和班上的其他34位同学转入了交大学习。那时我已是团支部书记，来上海时正是我和班干部带的队。
融入交大
我们一到上海，交大的同学就前来迎接我们，他们都是造船工程系三年级的同学。他们一见到我们，就十分的热情，说欢迎你们，并且鼓励我们学些上海话，在校园里生活用得着。他们告诉我们说“洗澡”在上海话里叫作“打浴”，要“打浴”的话，学校里有澡堂，就坐落在中院的后边。那个澡堂很旧，后来改造了。我们一来交大，就住在徐家汇的校园里。交大方面对我们特别优待，把我们这批同学的宿舍分到了“执信西斋”。西斋的房子构造和环境都是很不错的，前边还有一个饮水思源纪念碑，是个齿轮的形状，已经成了交大的标志和象征，很多地方和场合都用，所以印象很深。我们当时就感到徐家汇校园的环境很好，上院和中院前面的草坪、图书馆和工程馆也都很漂亮，在当时沪上的大学里，能有这么大、这么美的校园是不多的。
接着就是分班，现在看来当时学校对于我们武汉来的这批同学的实际学习情况还是考虑得比较周到的，所以在分班时，特地把我们30多人分在了一起，没有拆分开。我们这个新班就叫作“造三乙班”，其实还是武交的原班人马。从同济大学和上海工专并入的同学，则被安排在了“造船甲班”，再加上交大原来的同学，甲班就有六七十人之多。此外，还有个轮机班。
安排教室的时候，学校对我们也很照顾，我们乙班的教室被安排在了工程馆二楼。这是当时最好的教室了，尽管面积不大，但朝南有阳光。我们平时不论是上课还是自习都在这间教室里。
谈到学习，那时甲、乙两班所修课程是不一样的，这应该是校方考虑到了我们乙班的特殊情况。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武汉来的同学的基础和专业底子与上海同学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此外，乙班同学除我以外，年龄普遍偏大，学习起来吃力一些。所以我们班的课程内容和课时安排，都是教研室和教务处经过仔细的讨论和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
学校针对我们的实际情况，重新考虑了教学计划，有的放矢地设计课程，把原先我们没学过的一些交大造船系的课程内容添加了进去。所以说甲班教学是通常的模式，而我们乙班是一种特别的模式，等于是强化班一样。就这样我们在一年里把人家两年的东西都学了。我们虽然在上海只学习了一年，但这一年我们专业基础打得十分扎实。
我们每天上午上课，课程很紧凑，要上5个小时的课时。安排两位老师讲课，一位讲3小时，另一位讲2小时。每节课也从原来的1小时改成了45分钟，休息5分钟后，再接着上。当时上课没有书，我们用的都是讲义，是主讲的老师和助教自己编的。那时造船方面的书籍比较少，专业的教科书更少。吃完午饭后，下午的时间主要用于自习。整个一天下来，也还是蛮紧张的。
印象中当时交大的学风、校风、教学计划以及其他各项行政管理都是一流的。我一生很幸运，选择了造船作为自己的专业，学的是造船，后来干的也是造船，一生接触的都与造船有关。现在看来，在交大的这一年的学习确实扎实，没有白费。
缅怀恩师
我进学校时，当时的政治辅导员叫程润田，后来去西安交大了。他是南下的干部，专门负责我们造船三个班同学的政治思想工作。
当时系主任叫李永庆，个子很小，他给我们上过课，主要讲造船理论。他是从同济调来的，人挺好的。我们那一届的毕业动员大会就是他主持的。
教我们课最多的就数辛一心了，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间。他讲授船舶制造、船舶理论和结构力学等好多门课程。辛一心老师上课上得最好，条理清楚，认真负责，他是原来的系主任，当时还在其他单位兼职。王公衡老师讲课也很出色，他是后来出版的《船舶工程词典》的总编。
还有顾懋祥老师，当时他也教过我，记得我们刚到交大的时候，他也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当时只有29岁，十分年轻，讲课也十分出色。后来我们在工作中交往很多。记得1974年冬，那会正值“批林批孔”，我被调到六机部生产局当副局长，遇到了顾老师。那时他已经是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的副院长了，当时船院隶属于六机部。我们开年度工作会议，会下吃饭的时候，我们局长向我介绍说：“小王，这是我们船院的顾老师。”我一看，觉得他很眼熟，想了想，想起来了，我说：“顾老师，我认识你。”他说：“你怎么认识？”我说：“1953年的春天，您给我们补习过“理论力学”。我是交大造船系毕业的。我是船三乙班的王荣生。”他一想说的确有那么回事。后来他每次到北京来，必定到我那里去，还说要来汇报工作，我说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讲。顾老师在学术上开放性比较强，始终有问题意识，后来调到了702所。
此外，魏东升、林金铨、姜次平几位老师也教过我们。魏老师教我们“实用造船学”，姜老师辅导过我们画线形图。盛振邦老师辅导过我们船舶推进、设计，翁史烈老师辅导过我们乙班的汽轮机。
生活点滴
虽然毕业很多年了，当年学校生活的很多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得我在交大的食堂里第一次吃到了大明虾，那是很大的一个，下面还垫了一层白菜。交大的伙食很讲究，而且由学校包了，不收钱。但除此之外的生活费还得自己负担。我生活还是很清苦的，平时很节俭。我在上海呆了一年，家里总共只给我寄了5块钱。我们自己也不向家里要钱，知道父亲的负担也很重，还要供二个弟弟念书。后来直到快毕业的时候，我才给参军在海南岛的妹妹写了信，说想在上海买些书，主要是造船方面的，怕将来离开后，这些资料就没有了。后来她给我汇来了40块钱。
冬天时，我们班上几个“穷鬼”为了省钱，干脆洗凉水澡，热水澡票要5分钱呢。棉裤都没有，内裤外直接套一条单裤。不过那时以简朴为荣，跟现在的小孩说，他们都不信。
虽然经济拮据，但校园生活仍旧充满了愉快。交大的文艺演出很多，而且规格极高。记得苏联的西伯利亚交响乐队曾来我校演出，连乌兰诺娃也来表演过芭蕾，真是了不得。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交大在中国高校中的地位，在外事活动中代表着上海。我就是在交大求学时开始喜爱上音乐的。毕业前夕，张寿还曾邀我去复兴路上的文化广场观看周小燕的独唱音乐会。
我要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造船工业
我是1953年毕业的，当时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我们这一届提前一年毕业。所有的同学都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家全都服从分配。
当时有一个《解放日报》的实习女记者来我们学校想了解一下毕业生的思想状况。程润田老师建议她去找船三的同学，并特别提到了我，我那时刚入党没多久。她约我到中院前面的草坪上聊天。先是向我询问了同学们的一些状况，后来她说你能不能谈谈你自己的感想？我说我想参加革命、参加祖国的造船建设，将来要为祖国的造船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谈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她说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说的写成文章寄给我，我争取把它发表出来。我答应了。
写作的过程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我想起了解放前武汉江边的中国船只是多么缺乏；想起了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对于祖国未来的描绘；想到了像我这么个普通工人家庭出来的学生竟能大学毕业，学到了专业知识，按我父亲的说法，真是变了天了。
我写那篇文章花了两个星期，最后誊抄好交给了记者。她拿回去后，稍稍加以润色修饰，最后以《我要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造船工业》为题刊登在了1953年8月25日的《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出来的篇幅是原稿的三分之一。那时我已经正式毕业离开上海回武汉了。那位女记者后来给我寄了一份，那张报纸我保留了很长时间。我和爱人结婚后，给她看了这个，她说这个很珍贵，千万不能丢。她特别把报纸珍藏起来，2009年在学校举行船舶文集首发式时赠送给学校图书馆。
扎根“武船”
我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其实也和张寿有关。那时他已经是我们的党小组长了。他找我谈话，对我说：“我已经看过了你的档案，你是湖北人，现在湖北急需造船人才，你如果回老家工作的话，会大有用武之地的。”“武船”的前身是几个修船厂合并成立的江汉船舶机械公司，最后才改名武昌造船厂，地址在武昌。当时那边正在搞“川江轮”建设，就是适合在长江上游航行的千吨船。听了张寿的建议，我就决定回武汉工作，当时和我一起去武船的一共有13人。
我在武船工作了15年。中间出去过两趟。第一次是去苏联学习。1954年，机械工业部要派一批同志到苏联去实习，当时对人员的挑选十分严格。厂里派去了5个人，我也在其列。第二次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跟着一些干部下放去通山县农村，当了一年农民，学会了插秧、割麦子、种棉花，什么都学一点，还上山去砍柴。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厂奉命开始研制潜艇，原先武船一直是搞扫雷舰的。厂里原先的设计科长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了帽子，靠边站，于是把我调了回去。
1953年中苏两国订立“六四协议”，1959年又订立了“二四协定”，苏联帮助我们，向我们转让了一批潜艇。国内最早从事常规潜艇研制的是江南造船厂。所以1959年我就带着我们设计科、工艺科和技术科的骨干回到上海学习潜艇建造。我们第一步就是到船舶设计院一室三科协助翻译图纸，那些图纸都是俄文的。设计科的科长尤子平，他也是交大毕业的，是我的学长，我们帮他搞翻译、复制、审核。这以后到江南厂，现场学习建造工艺，给回厂后做生产技术准备方案，前后差不多在上海待了近九个月，武船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最后终于搞出来了。我的第一个女儿就是在这期间出生的，我记得是7月18日，正是天最热的时候。
我从开始作生产技术准备开工建造到下水码头系泊试验的全过程，我先后不同程度的参加了全过程，这个过程是实际学习潜艇建造的过程，对我一生的造船生涯给予了不尽的智慧。
从上海回来后，我在厂里的技术科、检查科和产品设计室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当了主任工程师，最后成了副厂长，负责管生产。总之在武船的这段岁月我在好几个岗位都待过，得到了充分锻炼。
但是我始终还是想搞专业，因为对船有兴趣。当了厂里的领导后，我常对一些搞设计的同志说让我帮着你们画图吧！他们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说搞造船工程的不画图怎么行？我就帮着描图、编表、画结构图。后来设计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用的170匹马力的拖轮和驳船时，结构图就是我画的。
临危受命
在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就是被调往核潜艇总装厂组织我国首制核潜艇建造这件事。这在当时是个特殊的任务，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个很幸运的任务。
这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是1968年4月，我当时是武船管生产的副厂长，文革期间我没有靠边站，肩上一直有任务。一天，我们厂的军宣队长突然找我谈话，他给我看了一份六机部军管会给武汉军区转武船党委的急电，电文内容是：“调武船副厂长王荣生去担任一重要工程任务，希接电文告本人即来京六机部报到。”军宣队长还特别嘱咐我这件事千万不可外传。事情来得很突然，上面只给我三天时间做准备。回家后我跟爱人说可能要去外地工作一段时间，具体去什么地方暂时还不晓得，可能是去东北，要去了北京之后才能知道详情。
我当时很年轻，只有35岁。到北京的时候，当时六机部的副部长亲自来车站接我，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轻轻嘀咕了一句。因为他讲的方言我听不懂，所以我就问旁边的人副部长刚才说了什么？边上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副部长说我很年轻。我那时的确是很年轻。
等到了部里，黄忠学同志亲自和我面谈。黄是湖北天门人，跟我也算是同乡，先前来武船视察的时候曾见过我。他开门见山地跟我讲：“我们是要调你去核潜艇总装厂，负责指挥生产第一艘核潜艇。”原来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加强核潜艇厂建设任务的“四·八批示”，当时总装厂方面提出要六机部派一名懂技术、懂潜艇的年轻厂领导。部里正在研究人选的时候，黄忠学说：“不用了，就调武船的王荣生，我认识他，他就是搞这行的，而且最年轻。”
黄忠学同志问我：“你有什么困难吗？”我心里想这可能是因为我还太年轻，组织上对我不怎么放心。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黄部长，我去闯。闯得出来就闯，闯不出来就算是总结经验教训。”黄说：“你有这个态度就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接着他又和我开玩笑：“你这次去既不升官更不发财，还是当副厂长。”所以我去的时候，介绍信上写的还是生产副厂长，原先的厂长已经靠边站了，厂革委会成立后，我对外是革委会副主任，并兼任生产指挥组组长。
“从哪调了个娃娃来”
我就这样去了东北。到了那里一瞧，才知道原来试制的常规潜艇建造只进行到一半，已经停产了，工地上的草已经长得很深，没过了膝盖。原来的厂房，连吊车也生锈了。聊以慰籍的是，根据“四·八批示”，解放军专门派遣了两个团来协助总装厂建造核潜艇。我便着手恢复生产建造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把生产指挥组搭建起来。因为时间紧，任务艰巨，党委决定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三边”，采用大协作的方式进行总体建造。事实上，我们手上只有技术设计图纸，建造用的施工图纸还没有。搞一个一比一模型的建造，以便展开详细的施工图纸设计然后开工。就这样，我们一边进行生产工艺的准备，一边培训工人。
一艘潜艇需经过船体建造、设备安装和系泊试验这三个步骤，才算建造完成。我们根据潜艇生产的这个工艺特点，以三步骤为基础，在工厂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了“三大战役”。1968年5月，首制核潜艇开始放样；到11月，总体建造开工下料；1970年春节，完成了艇体三道大焊缝的焊接；4月8日，也就是毛主席作出“四·八批示”两周年之际，艇体实现大合拢，并圆满完成了总体耐压体的泵水试验，第一阶段船体建造成功。此后，又进行了油漆绝缘、舷外消磁、电缆及生物屏蔽的安装，1970年11月底，第二阶段系统设备安装成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完成了质量检查和下水方案的演练后，首制艇终于在1970年12月26日，也就是毛主席生日那一天胜利下水。首制艇就是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长征一号”，此型号国内称为091型，国外称为“汉”级。
我是生产副厂长，其实就是潜艇建造的一线指挥。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从质量问题、技术问题，一直到人员调配和下水试验方案，什么我都得管，不能有一点疏忽和差错。
比如当时核潜艇肋骨的弯制，原本东北富拉尔基重机厂在万吨水压机上用楔形压模弯制，始终是个难题。幸好在这之前我在武船的时候，曾组织采用中频加热弯制肋骨，然后高温调质处理的新工艺，应用来弯制耐压肋骨，使难题迎刃而解。
工作中我还做过一件“笨事”，印象很深，那是在造艇过程中发生的事。有一次艇体焊接发生了质量问题，耐压艇体焊缝出现了裂纹和气孔。我得知后，经过认真考虑立即下令一线停工，开展全面检查，在找到原因之前不得复工。这时军管会的领导光火了，问是谁下的停工命令？我说是我。他说：“现在进度这么紧张，这样搞的话，会把工期耽误了，到时候怎么办？”我说：“主任，发生这个问题可是非同小可啊！潜艇潜下去以后，只要出现哪怕一丝裂缝，都会导致艇毁人亡的惨剧。这样的前车之鉴国外有很多。”他听后怔住了。我接着又说：“毛主席讲过要向战争负责，要向士兵负责。我这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向组织负责，向战士负责。”他笑了，只得暂时作罢。其他人听说了这件事，都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你平时不多说话，也不爱说话，但到了关键时候，你说到了点子上，很有效果。”不过当时极左思潮盛行，后来军管会的人还是把这事报了上去，并且说我保守。可我依旧不依不饶，坚持停工检查。我说：“三个月后，船体泵水，要进行下潜深度的水压试验，如果问题不解决，这一关我们就过不了。”他们问：“真有这么严重？”我说：“当然。”最后他们只得同意。我命令把焊缝一层层地剥开，看它的穿透性深度，然后对原先的焊接工艺进行了修改，把焊丝等都调整为新的规范，终于解决了隐患。
后来当过海军装备部部长的郑明和海军驻厂总代表孟庆宁说：“王厂长，你真不容易啊！当时我们都看着你，看你怎么办？我们都知道你的压力很大，但你很沉着。”还有人说：“你虽然很年轻，但看你在大会上发言讲话的样子，完全像是个老干部嘛。”其实我刚去总装厂的时候，有人在私底下议论：“从哪里调了个娃娃来？”
我那时确实是全身心地投入于核潜艇的指挥建造工作之中。有几个春节我都是在东北过的，一直坚守岗位，没有回家，有一两次干脆就在施工现场过节。我吃在办公室，睡在办公室，工作在办公室，而开会就在隔壁的小会议室。在那段时间里，我除了完成了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生产工作外，还负责建造中国第一代导弹核潜艇。通过指挥建造核潜艇，我本人无论是在组织能力上还是管理能力上都得到了全面锻炼，获益匪浅。1985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当时有8个人前去领奖，我是其中之一，是作为生产建造方面的代表。
核潜艇的建造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并非我一个人的功劳，很多干部、工人、战士和技术员都参与其中，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任劳任怨。我记得对潜艇进行油漆时，正值六、七月的酷暑，舱室内通风条件差，油漆毒性也很强，但工人们还是连轴转，争分夺秒，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12万平米的油漆任务。
1974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在总装厂举行了隆重的首制核潜艇交船命名大会。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在大会上动情地说：“毛主席说过‘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我们中国人民凭自己的智慧和决心，没有用一万年，也没有用一千年、一百年、几十年，而只用了几年就实现了他老人家的心愿。”他的这番话至今还常常在我耳边回响，仿佛就在昨天。
也就是这一年，在“批林批孔”的前夕，我被调到了北京。当时我父亲瘫痪在床，我妻子也离开武汉去支援“三线”建设了，留下三个孩子在家里，没人照顾，实在是没办法。我离别工作生活了七年之久的总装厂时，心里真是感到有些依依不舍。38年过去了，至今我仍难忘那船台上的日日夜夜，总装厂始终是我梦魂萦绕的地方。
谆谆寄语
我这一辈子都在和船舶和海洋打交道，作为从交大走出来的老一代的造船人充满了对母校培养的感恩情怀，也对母校船院的发展有一点建言。
现在学院除传统的造船外也开始重视海洋工程，这很对。中国的海洋面积占领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我们的江河湖泊以及海洋的开发前景广阔，不久前“蛟龙号”深潜成功，这只是个开始，将来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比如深海和洋底资源的开发，所以船院的教学要扩大学生的视野才对。
即便是传统的造船业，仍然大有可为。过去都认为造船属于传统工业，但新技术革命带动了造船业的产业技术升级，像以前画图都先从线条画起，然后用笔描，再去晒。现在直接用计算机软件完成，效率大提高。还有船上的自动控制技术，这个学问大了。我国造船按照吨位来说已是全球第一了，但在自控和信息化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距离，要迎头赶上。
我前几天看新闻，说西沙、南沙、中沙要合成立一个三沙市，以后它的发展需要用到很多船和相对海工装备。我们以后造船要往精细化、专门化方向发展，比如可以针对水产的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专门渔轮，这一点过去我们很少注意。我们还应该要搞绿色造船，要节约能源。
人类往外层空间发展，其实空间很遥远，也很费钱，一个“神九”上天要几百个亿。如果我们用几百个亿来研究海洋，就更加现实。海上可以建大楼，先是漂浮式的，以后再搞结构化的固定。厦门最近建了两个水上旅馆，将来搞水上大厦未尝不可能。交大的船院要根据国家海洋战略，多搞一些超前性的研究，要在产学研的结合上迈开新的、更大的步子。
一个人的生命很短，只有那么一点时间，一个人再能干，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完，所以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学子，相信他们将来会有更大的施展才能的空间，能在船舶和海工领域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